先生

“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先生笑起来时，我下意识地觉得他是老了，额头、眼角、嘴边都是皱纹，无声诉说这半生里的尘与雪。也曾意气风发，也曾春秋潦倒，最终活成了半个老人，半个少年。

我也许从来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热爱文学，恰恰相反，我与它疏离。像肋骨和心脏的距离，血肉共生，却永不相连。

我随性，疏懒。在我十五年的生涯里，我厌恶所有既成的铁律，包括白纸上的黑试题。我亲近文字，但从未想过成为一个课代表。

或许我是有预感的，在我不知道我的老师之前。没有为什么，我只是想做，然后做了。就像我旅行，通常不是为了到达何处、看到什么，而只是我想去。

接着我想，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当课代表，也是最后一次当课代表。这在头年十月闪过的念头，却在来年六月教我抉择两难。

我第一次走进办公室，先生在窗边。另一名课代表已经坐下，棋局已铺展开来，一黑一白。

我不通棋。在我的家中，棋向来是可有可无的，逢年过节，摸一手牌才是喜气。

但我就这么站着，从上课看到了下课。有时算一两步，相合也是惊喜，不合也在情理之中。有时神游，像未灭的烟头上的白烟，打个转儿又散了。

我那时已有些畏惧他了。

在之后的很多日子里，我仍旧没有答案，为什么我会惧怕他。

大约是因为无所遁形。

先生的课，是要惊艳的。

诗人的哲思，诗人的分裂。先生瘦，人也不高，可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首诗。

如果要画出先生，东方写意不全，西方抽象少了，而油画的浓墨重彩和细腻精厚，与先生更格格不入。我时常想，先生入画，必以东方水墨，白纸，大开大合，线条凛冽，是寒刀出鞘，新雪照镜，狂乱中寂灭，锋锐而不失水的柔丽。

这才是他。

我猜先生懂画。我如此说他，他要笑我班门弄斧。

大抵是给他惯的，我班门弄斧的时候，他就夸我。夸着夸着，才有了谢斋山。

十二公里，也算是他给谢斋山的最好的礼物。

在十二公里遇见的一切，都无以为报。那无疑是个新世界，年差数旬的年轻人和半老的人相会，共同扣开大门。一个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世界。

“‘我来，我们一起来’，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让人羡慕的理想状态。”

“人人都学鲁迅，但人人都不是鲁迅。”

我私下臆测，先生心头，深爱也深敬着鲁迅、屈子和庄子。

《祝福》很长，略带目的而漫无边际地讲开，先生的课，一般不会短。言语之间，乘兴游走四方，而这四方，皆尽语文。

语文，语文。何其大，更压“泰”字一头。

而先生目之所及，更是天地远处。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在课上动气，没有像以前一样笑着，声音里多了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道：

“我可以容忍你们在讲别的课文时睡觉，鲁迅却不行。”

“因为鲁迅笔下所写的，时常就是我们自己。”

开始，我以为他是厌恶这样的庸碌和麻木的，连带着会厌恶一些同学。但并没有。先生仍肆意调戏他们，时常微笑，悄无声息地以此代替说教。我想，他从前是，现在也是，以后也会是一位爱着他的学生的老师。

我也尤其分辨不清，先生在他漫长的岁月中，究竟是屈子投江的决然，还是庄周曳尾涂中的从容。或者，什么都不是。因为庄子除了从容，并非一无所有。很多事情，是这样，只能是这样。绝望之于希望，正如希望之于绝望，本无所谓有和无。

我从先生身上看见鲁迅的一面，以及属于屈子的一面，或许还有老庄的影子。那些凛冽和刚硬，随性和洒脱，都在他的眼里，在笔下。

但我又知道，先生与他们不同。

先生爱思想。

“我不是不赞同吟风弄月，但在风月之后，必须有其它的事物。你可以言在此而意在彼。”

思想于文章，素闻有两说。一是思想为骨，其余为血肉，若剔骨求肉，也只是堆立不起的烂肉;另一说，思想是骨骼肌理，肌体匀称，则穿衣好看，无论什么衣服。大同小异。

先生的思想，往往高奇而细致。

他有他自己坚持的教育观，为人的教育，并且固执地坚守。

他的固执和坚守，在他的文章中可见一斑。就是这一点固执，曾让我热泪盈眶。

“然而，退而思之，我如果每届能依此目标发现或培养一两个，那么，一辈子下来，总有那么几十个吧。然后，他们又各自影响或改变几十个，几代人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你就不能说绝对没有改变吧。”

我有时想，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先生讲文言文，细挑字词、语法，又时常自己提问难倒自己。有时与我们长篇大论，只为辩驳教材上或许有失误的注解。

“尽信书不如无书。”

他也曾如此告诫我。

我信先生是个深情的人，一直。

不知是哪一节课，或许是梦中，只听座下学子道了句“看破红尘”，先生回道：“你只说看破红尘，却不知道还有个词叫做红尘滚滚。”

“红尘滚滚，哪里有那么容易看破?”

一丈红尘，数重风月。

在五六月份那寥寥的几次课上，记忆犹新。

先生相信山盟海誓，却又知道爱情不可能唯一，不可能永恒。与其说这是自相矛盾，不如说是每个人所拥有的对峙，只是在先生这儿被放大了——那一种纯粹的理想主义，和冷静的思考之间的撕裂。

但我仍愿相信先生深情，无论是在何处，无论是何种深情。

就如，我相信我的深情，尽管我还一无所有，尽管我不知世事，我也有一怀春水，温暖的。

这是先生极其浪漫的一面。

我见到沈浪时，见到先生浪漫的另一面。

确是溪头狂客，卧剥莲蓬，也不输小儿。是个大赖皮、老滑头。

“有些人是不适合这个时代的。”

先生说这句话许多次，我却一直没问问他，您适合这个时代吗?

大概，本不必问，也无需问，这是人与人之间天生的默契。答案不得而知。

沈浪，是浮云落流水，天地无所拘。也是判笔书生，襟中怀天地，掌上论乾坤。

曾见友人文中道：

“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文武多误我!”

我亦曾写：

“书生因这一支笔而无所畏惧，却只有这支笔了。”

可知沈浪，“百无一用是书生。”

却是心知肚明——并非无用，春秋代序，某时堪有大用。只叹天道在上，万物刍狗，终究是一片苍茫。

先生后来患了一场大病。

先生其实不惧死，且是真不惧。他一半是少年，热血、浪漫、爱说笑耍赖皮，一半是垂垂老矣，疲倦、悲悯并且无力。

后来他带病上课，声嘶不能言，说话的时候好像要从喉咙里跳出一只怪兽。周二的晚自习，也一直听见他的咳声，像要把肺咳出来。

我只得在草稿纸上随手写下：

愿您岁岁安康。

写完的时候下课铃响了。眼保健操，我迷迷糊糊想着，在如此矮瘦和孱弱的身体里，为何驻居着如此高蹈而刚硬的灵魂?

后来我不是先生的课代表了。

说我从未预料过与先生的别离，并非真言。在文理分科的最初，甚至更早，早到高一新生入学，他在讲台上说：“我将是你们高中三年的语文老师。”那时，我就已在隐隐担忧。

但我从未想过，离开这位老师，其实如此艰难。

在新班的语文课上，我不知不觉眼眶就湿了。

先生说，《祭十二郎文》曾叫他声泪俱下。而我还未来得及看他眼泪汪汪，也没来得及一同眼泪汪汪，就已经到了另一个班。

好在，我们并不是分道扬镳。

我记得先生给我上的最后一节课，《雷雨》。

那是先生病未愈的时候，窗外下着绵绵阴雨。

“侍萍好比路边的野花，而蘩漪有如娇贵的水仙花，一旦种在路边，是会死的。”

这句话，我记在了书上。

其实每一本语文书，都是一本回忆录。

后记

这是暑假将要结束的时候，两京托我写的一篇文致敬欧阳荐枫老师的文章。八月二十三日完稿，距今已半月了。

八月二十八日，我再一次上《雷雨》。八月和五月相遇，仿佛时光在漫长的廊道里徐然分裂，我置身两个世界，被不能言说的温柔的悲伤包围。

到如今，又是另一番光景。

这也许算不上一篇好文章，除了可以吹嘘，一无是处。有一点非常遗憾，我以为欧阳老师之所以是欧阳老师，他的说话艺术功不可没。可惜我既未写出来，自己也学不到这种谈吐功夫。我的朋友说，我只有在写文章时显得清醒而睿智，其余时间则是一个犯傻的草包。

好吧，说不定草包也是有福分的。

文章一旦完成，大概就只能成为一种过去式。再没有什么可以更改的，或者可以解释的。我与我所完成的文章之间，也有一种疏离，似曾相识的疏离。

我写的这个人，也许准确，也许不准确。也许他只是活在我的心里，虽然他确确实实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

因此，我想我与真正的欧阳老师，距离不曾短过，也没有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