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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记忆

作者:周明海

乾隆十一年(1746),我的先祖从洛阳县(今伊川县)彭婆镇南衙村,迁居嵩县皋南镇汪家沟(今嵩县九皋镇汪沟村下汪沟村民组)定居。到此后,凿泉而饮,结庐为家,拓土垦荒,披荆斩棘;沿坡挖窑洞、建房生活,后赵、张人家亦先后定居于此,270年后,人口繁衍至180人。我出生于1959年,1979年通过高考走出山村,离开了苦苦相伴20年的村庄,父母健在时,每年都要回去多次,父母去世后,回村里时间越来越少,但依然关注生我养我的山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居住的小山村,与祖国同步,发生了巨变,现就村民吃穿住行用生活变化情况回忆如下:

吃饭聚一起,天南海北聊

我从出生到离开家乡,正好处于大集体时期,总的印象就是饿,很少吃过饱饭,更没有吃过好饭,逢年过节,能吃顿饱饭,就高兴的不得了。“早上汤,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是生活的真实写照,以致于吃红薯多,年轻时就得了胃病,至今不能痊愈,村民几乎都有胃病。那时村民同时出工、同时下工,吃饭基本都在同一个时间段。我家居住的附近有十几户人家,每逢吃饭时,各家小户、老老少少都端饭到一起,坐在石头上边吃饭、边聊家常。哪个村庄xx被批斗、xx被捆绑游街、还有xx投机倒把赚钱被没收、谁家媳妇骂公婆,谁与谁又吵架等等,把听到的、见到的,你一言我一语说出来、

因为信息不灵,也不知道外面特别是国外究竟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反正他们过的不如我们。虽然吃不饱,但总是关心国家大事。最为关心、议论最多的是台湾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马上就要解放台湾了;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美国快不行了等等。究竟能不能打败美国,争论最多,成了饭场议论最多的话题,也容易引起共鸣。有人认为,美国离我们很远,武器比我们先进,打不过美国;有的人就不愿意了,往往争论的脸红耳赤,这时认为能打败美国者,就把毛主席说的: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一切反动派,“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背出来,认为打不过者就不敢再说话了,因为,那时群众都把毛主席当成神仙,吃饭前,不管饭好坏,都是先拿到毛主席像前供奉后才敢吃的,毛主席都说打倒美帝了,谁敢不相信?“打美帝、捉老蒋,解放台湾吃砂糖”,成了最美好的愿望。

各家的饭几乎相同,早上玉米汤煮红薯或红薯片,中午糊涂面条,晚上还是稀饭,玉米面馍也不多见,更不用说白馍,炒菜之类的对于村民来说,那是梦想,想吃大米饭,也是侈望,一我们那里不种稻米,二价格高,凭工分值多吃大米是不可能的事,过年时,村民会去30里外的汝阳县上店街用粮食换回几斤大米,供亲戚来了熬大米汤喝。因为共同贫穷,谁也不笑话谁。饭汤营养成分低,油水少,人们饭量普遍大,家庭一般用黑色或黄色大碗,一个成年人一顿饭一般都在4碗上下(相当于现在4人家庭用餐),做饭一般都是大铁锅。个别家庭男娃多,饭量大,往往在青黄不接时断粮。小孩不听话,大人教育孩子时,最管用的一句话就是:“再不听话,不让你吃饭”,孩子听到后就会乖乖的。说来奇怪,身为世代种田的农民,年年靠国家救济,吃统销粮。

那时年轻人想走出山村,唯一的办法就是参军,复员后有可能走向工厂当个工人,脱离农村,每年村里都有一到两个适龄青年入伍。大队支书是我远房亲戚,兄长想当兵,那些年逢年过节时,就会把分到不多、家人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麦子、油,在夜深人静时送到他家,因要求参军人员多,兄长始终没有当成兵。

1978年后,土地又回到农民手里,村民早起晚归在田地里,自己种的粮食吃不完还卖不出去,为卖粮发愁,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近些年来,好多家庭不是为没啥吃发愁,而是为吃什么发愁,做饭工具也有大铁锅变为钢精锅,做饭煤也很少用,改为汽、电,不少年轻人以不吃饭或少吃饭为时尚,吃饭聚一起的时光难以再现了。

住房草房多砖瓦自己做

我们村有20多户人家,其中一半以上住的是草房,草房最容易漏雨,最怕连阴雨,阴雨天,往往是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外面不下,屋内还下,每年村民都要在收麦季节,把麦径单独留下来,修缮房屋用。住房都非常困难,拥挤是普遍现象,没地方住成了最大难题。夏天还好办,男女老少拿领席到村后面的石坡上露宿,男人一处,女人一处,一防止蚊虫叮咬,二避免家里住房拥挤的窘状,还可以天南海北聊。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特别的冷,冬天西北风刮,大雪天气特别多,每年冬天,各家房屋都有冰挂,长的两米多,有的接住地,河面结冰可以走人,小伙伴们经常在冰上打陀螺。

我家兄妹6人,姐姐出嫁早,从我记事起,全家7口人就挤在两间草房里,夏秋天,到坡上露宿,冬天就难办了,我就经常到别家借宿,与单身男子同床,记得在寒冷的冬夜,还到过生产队栓牛用的窑洞里,进麦秸窝睡觉。我家兄长渐大后,就想办法在院内空地建房,建房需要木材,自己没林地,又没有钱到很远的地方购买(附近没有),特别是樑檩没有办法解决。无奈,我们全家就打坯,把一座山墙用坯垒起来,顶替大樑,椽子不够,父亲在夜深人静时,到邻村的集体林坡砍伐些,我与父亲、兄长一起做砖瓦,母亲出面,又向一家在青海省地质队工作的赵姓家人借款50元,终于将两间土木结构瓦房建起。

生产队有一孔砖瓦窑,供村民建房烧砖瓦用。做砖瓦是件苦力活,又是技术活,将土变成砖瓦,需要经过选土、挖土、和泥、拾砖坯、摞砖坯、装砖坯、烧窑、出窑等十几套工序。挖土时要捡去土中的树根、草根、树叶等杂质,将土整碎,在土堆中浇上适量的水,让其闷上一段时间才能开始和泥。和泥要在闷好的土堆里,赤脚来回踩匀,一直踩到土堆里没有小圪垯为止,然后在用铁锹将这堆还没完全和好的泥拢起,直到再把它拢起,泥巴不往下垮,就算基本和好了。泥和好后,将泥块抓一把,使劲摔到砖模具里,用手端起小跑到几十米远的场地,翻倒后又跑回来,一次只能倒三块砖坯,要做成千上万块砖,不知要反复跑多少次,根本无法计算,那辛苦劲只有做砖的才能体会到。砖坯倒好后,最要紧还要做好防雨工作,如遇阴天,需要把砖坯盖好,特别是在夏、秋季节,防雨成了烧砖的关键节点,稍不留神,砖坯就会被雨淋坏而前功尽弃。装砖烧窑是做砖成败的一项关键技术,如果砖烧好了,不但能节省煤,而且烧的砖瓦青色响亮,结实耐用;否则,烧不好就会半生不熟,建房时无法使用,如果烧出红砖,那就倒了大霉,那时没有用红砖建房的习惯。我家请邻村一个叫瞎娃的工匠烧制,师傅为人和善,烧窑技术在方圆几十里内是数得着的,烧窑一生,没有出现过差错。在做砖瓦过程中,我没有技术,又没有力气,只能跟父亲、哥哥干一些配角活。房子盖起时间不长,父亲伐林木的事情被人揭发了出来,挨批斗多日,还写了悔过书到处张贴。

改革开放后,村民有了土地,吃穿不愁,通过卖粮有了经济收入,生活改善后首先开始建房,把草房全部扒掉,建起了水泥结构的两层小楼房。近些年,不少村民走出去打工,有的还经商办企业,手里钱更多,不少家庭就在洛阳、汝阳、嵩县县城买起了商品房,住房困难时代彻底结束。

干活大呼隆熬时得工分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我国实行一种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生产制度-人民公社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进行分配,生产队里设队长、会计、保管各一人。社员参加集体劳动赚工分,一个成年男劳力,干活一天早上2分、上下午各4分,总计得10分工,妇女6分,老人、未成年人根据情况另定,每年夏、秋收时,按照总工分及粮食总量,核定工值,决算出各户是应该得到钱物还是再出钱物。通过这种办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一年四季没有休息时间,逢年过节也要战天斗地修梯田,一年之中赶集、走亲戚都要请假。

这种集体生产方式,被称为吃“大锅饭”,人们干活大呼隆,生产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干活只对队长负责。队长在时,大家争先恐后干活,队长离开,站的站,坐的坐,吸烟的吸烟,打瞌睡的打瞌睡。每次出工干活,队长要敲钟、吹口哨或高喊多次,人们才会慢慢悠悠来到干活的地方,先到的等后来的,谁也不会主动干活。麦收季节,队长要起五更喊叫社员去地割麦,割麦时每人分几垅,一般是妇女割,男人担;秋收时节刨红薯,妇女割秧,男子刨,另外一些人把红薯用秤称100斤为一堆,每堆编号,结束时每家抓阄,看似公平,实则费时费力。庄稼收割时,都不尽心负责任,收割后的麦地里地里到处都是麦子,红薯刨不净,成熟的庄稼收割后在地里随处可见。

饥不择食,饿了也顾不得脸面,庄稼即将成熟时,村民会在偏僻见不到人的地方,偷点红薯、玉米、豆类、麦子回家吃,就是有人见到,也不会大惊小怪,只要不是被干部发现。麦收及秋天刨红薯结束后,生产队会放假几天,让社员去捡麦子、溜红薯,谁得到归谁家。每当让捡麦子时,有不少社员如疯了似的,饭也不吃,一家人全出动,能捡到不少麦子,真的是一道风景线;溜红薯时,一个劳力半天能溜五六十斤,我半天也曾溜出红薯四五十斤,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这样的体制,年景再好,收成也不会好,忙碌一年,每人能够分得100斤左右粮食就算不错了,遇到荒旱之年,更是少得可怜。

集体生产,队长是最为辛苦的人,哪块地庄稼熟了、哪里的地该锄、哪里的渠该修、牛羊饲料该备、农具需要添置等等,都要队长操心,还要天天起早贪黑带领群众干活,即累又无待遇,其他人不操这个心。我们生产队队长长时间由村民赵富担任,会计为赵聚有,他们责任心强,社员都放心,另外家里人口多,说话硬气。就是这样辛苦的队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1968年的一天,全大队在我们生产队召开群众大会,专题批斗我们的生产队队长赵富,在批斗会上,赵除检讨、被推搡外,红卫兵带领群众还不断高呼口号,记忆犹新的是:“赵富脸皮子厚,一万斤炸药轰不透”,现在想来,荒唐可笑。

1978年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实行分田到户,中共中央又连续多年下发一号文件,土地保持30年不变,从此,生产队集体干活这种生产方式解体,再也不需要队长安排农活了,捡麦子、溜红薯风景不现,村民自己操心,安排耕作时间,都会精耕细作,农业年年大丰收,再也不用吃统销粮,盼望多少年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2002年,国家实行退耕还林补贴政策,大多陡坡地植上了树木;如今一般坡地也种上经济林,不少农民地也不种了。

穿着多补丁多年难添衣

改革开放前,村民衣食住行特别是衣着,处于自给自足的原始状态,穿衣多粗布,每家从生产队分到的棉花,通过轧花、弹花、纺线、织布、染布,一个个步骤手工做成衣服,供家人穿衣,纺花车、织布机家家都有。衣服单色多,中年妇女上衣多大襟,男女裤子多大裆,冬天衣服纯棉花做成,没有羽绒之类,穿鞋靠妇女一针一线纳成。

我家兄妹多,每年挣工分少,分到的粮棉不够全家人用,又缺少亲戚帮补,每年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我爷奶去世早,从记事起没有见到过爷奶,外婆家在汝州,母亲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家乡连年荒旱时,随逃荒人群流落到我们这里,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故乡,与外婆、外爷、舅姨失去联系。母亲做成的衣服,兄妹大的穿不上了,小的轮流穿,穿烂了补补丁,很少添置新衣服,冬天没有穿过棉靴,床上没有铺过褥子。初中毕业时,要集体合影留念,我穿的裤子膝盖上有不小窟窿,用手捂住照的像,高中毕业合影就躲开没有参加,那时穿补丁衣服属于普遍现象。20世纪70年代,见到有人穿“的确良”“寒冷颤”衣服,羡慕之情,难以言表。20世纪80年代,西装衣服流入民间,但对于杂色衣服还是不能容忍,常被做成奇装异服进行批判。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的穿着打扮随心所欲,五花八门的衣服,市场上都有销售,再也不需要家庭纺线织布了,如今女孩穿的衣服专门做些窟窟窿窿,有了窟窟窿窿才时尚,成了香饽饽,没有窟窿的衣服反而不好销售了。

出行靠步走,肩挑是常事

我所在的九皋镇属低山丘陵地区,到处岩石裸露,林木奇缺,特别是方圆45里白沙坡内,多为蒿草不长的不毛之地,加之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困难,群众生活苦不堪言,为了寻找生活出路,男的多到外地当养老女婿,女的则远嫁他乡,人口自然减员严重。20世纪60年代,群众还没有生活用煤习惯,靠长年累月上山挖树根、刮草皮、拾干牛粪维持生活燃料问题,我十几岁时就经常在坡上刨白草疙瘩供家里做饭用。1961年冬,时任洛阳地委书记的纪登奎(后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到九店公社(九皋镇)视察工作,在我的邻村宋王坪看到农民烧牛粪做饭时,心情非常难过,惊呼:中国很难找到这样的穷地方。20世纪80年代前,我所在的村庄,村民出行靠步走,吃水、货物转运靠肩挑,粉碎粮食靠石磨、石碾,由于地理位置差,经济落后,村里每代都有光棍多名。

我家住在村的最高处,吃水要到河边担,货物搬运全靠牛拉人扛,从我记事起,最怕的就是担水、推磨。担水上下坡一次,需要半个多小时。井是祖辈打的,很深,也不知多少年了,泉水甘甜,到井边要用勾担打水,稍有不慎,桶甚至人就会掉进井里,我很笨,一般家人不让我去,特殊情况时去了,也是小心翼翼,生怕掉进井里,母亲也会远远的瞭望着。我们村周、赵、张三家从祖上传下石磨三盘,分别安装在自家的窑洞内,有石碾一盘,安装在村中的半坡上。磨粮食是一件苦力活,一篮粮食大约有40斤,要2人推、一个人箩面,在磨道里半天不停的转圈,让人心烦,苦不堪言,磨面时需要过箩四次,方才结束。农活大多需要肩挑,那时没有化肥,种庄稼全靠土粪,生产队有牛粪,各家小户都有粪坑,耕作前都要一担一担送往地里;队里有一群羊,羊粪虽然在地头附近,还是要肩挑到地里;庄稼收割时,要一担一担挑到场里,用牛碾压,特别是麦收季节,中午正高温时,需要到麦场翻麦;生活需要烧煤时,村民要到40里外的汝阳县城东煤矿担回,担一次煤一般需要两天,头天去带上干粮,晚上住在半路,第二天才能到家,在煤矿买的是100斤煤,一路上风吹漏嗮,到家90斤就不错了。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前,一个人不会肩挑,在农村就不能生存。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家购了辆架子车,这在当时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个物件了,引起相当多村人羡慕,因为一次可以拉四五百斤东西,相当于四五个劳力了。记得一次哥哥去汝阳城东煤矿拉煤,第二天我牵牛去接车,当我牵着牛快走到汝阳县城了,还不见哥哥,心里很是发毛,一直走到煤矿附近,还没有见到,急的要哭。此时,哥哥又返回找我,原来是他这次拉的多,到汝阳县华沟时,架子车爆胎,只好到附近地方修车,在此期间,我正好从那里经过,害的我们当天没有到家,拉一次煤,来往三天。

随着时代的发展,1993年,村民集体从半山坡迁移至河边居住,吃水问题得到解决。进入20世纪后,农用工具也有肩挑、架子车拉、手扶拖拉机运,逐步走入便捷经济的三轮车时代。国家实行“村村通”交通工程,水泥路面硬化到村边。道路通,百业兴,村民出行工具由步行变为自行车,今日人们出行自行车也很少用,电动车替代了步行工具,不少家庭还购置了轿车。

上学读报纸校舍地主房

我们汪沟村村部所在地为上汪沟村民组,民国时期有一户地主名丁海亮,家中建有五间两层土木结构楼房及厢房各两间的一处大院,国共内战期间,丁跟随国民党,组织地方武装,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1948年元月被解放军击溃俘虏,在嵩县县城公审后枪决,其家产被没收,大院成了村小学,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校才从丁家大院搬出。40多年间,丁家大院为汪沟村青少年入学、普及义务教育、扫除文盲做出了贡献。

我入小学时,正好文革运动开始,那时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共九年。学校上课多是念报纸,响应领袖号召,学工学农学解放军,以劳动课、体育课为主,没有开设英语、植物、动物、历史、地理等课程,但开设有农知课,往往是学期结束,还没有拿到课本,小学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接着就是“共产党万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高中毕业,没有现在小学毕业学到知识多,现在写点文字,还是错别字很多。我上小学就在丁家院内,老师中印象最深的一个是邻村宋王坪吕敏范先生,吕先生家庭成分不好,一生谨慎,从不多言,写的一手好字,语文课讲的悦耳动听,深受师生爱戴。我师范毕业后,回到九店乡中(九皋镇中)教书,又与吕老师做了同事,可惜吕老师患了重病,英年早逝。

改革开放后,国富民强,教育投资逐年加大,校舍升级改造纳入国家计划,20世纪90年代,汪沟小学终于从丁家大院搬出,另立校址,建起了楼房,2006年1月1日,国家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免课本费、学杂费,寄宿生给予生活补贴)工程,学生还吃起了免费营养餐,教师、学生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宿舍、大教室,图书室、仪器室、化验室一应俱全,上课用上了多媒体,近年来,教室又装上了空调,真的是冬暖夏凉,学校按照学生人数,国家足额拨足经费。走进学校,教室窗明几净,院内绿树成荫,让人心旷神怡,我们上学时用低暗潮湿教室、煤油灯照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70年来,我们走过了数百年的道路,虽然走有弯路,但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们的物质生活特别是衣食住行用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中国人民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下子进入小康社会。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改革开放战略政策的实施、市场经济的形成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巨大经济实惠。目前虽然还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没有普及12年义务教育,但我们坚信,只要不走弯路,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发展正道不回头,不折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福祉,这些全民福利,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我的小山村也会以更加靓丽的姿色,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简介:

周明海,出生于1959年8月,河南省嵩县人,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嵩县教育、行政、工矿企业、商业、农业等部门工作,出版有《嵩州通览》一书,是《嵩县通史》的主要编辑之一。

联系电话:1383848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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