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

踩白了的土路，逢到雨天便泥泞不堪。田野上翠绿的秧禾，被秋风悠悠一吹，就成了金黄色的海洋。还有古井壁上斑驳的苔藓，仿佛意识深邃处的幽光闪烁。最难忘的，当然还是村口几人合抱的古槐树！

树下曾送走多少壮怀激越的少年啊！

这一去，或许就注定了少年，终生只在他乡眺望，写下一篇又一篇与故乡村庄有关的文章。

这些属于乡村的物象，更属于诗文里的故乡，它重重叠叠，平平仄仄，渊源流长。一个出生在城市的人，无法从这些物象和文字中，消解他的故乡情愁，相形之下，他像个无家可归的穷孩子。

我降生在城郊，那也是个小山村，但它更像是侯鸟迁徙途中短暂休歇的驿站，似乎也在诗文之外徘徊。老家是故乡吗？祖辈生活过并且在那里长眠的老家？在我看来，老家类似于警示，它在“清明”的清朗天空下，红光闪闪。你匍伏在地，面对祖辈坟茔时，眼前铺展开来的，仿佛只有生命繁衍的血光，在家族历史的册页中绵延。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只失群的孤雁，不停的扑楞着翅膀，只为找寻寄养心灵的窝巢。

以前读杂书，曾记一语：说凡是人经常梦见的地方，是为安宅。这使我常常想起小街，想起小街更小的一条巷弄，还有其间的两间矮屋，并且总也忘不了。

小街名沟儿口，南北向，曲曲弯弯，北临玉琳路南接沿江路，宽不过五、六米，长约二、三百米。街东皆高屋，一、二层不等，前后数进，之间有天井、跨院。院中往往苔藓盈盈，绿叶数片，虫鸣唧啾。我就最爱去这小院探幽静了。街南段不足百米处，两座高屋间有一夹弄，内置矮屋八间，共有五户人家，我家便在其中。弄底姚氏一家，洋楼二层，背倚枸杞山。文革中姚氏女主人屡遭群众批斗，她家因此罩上一层神秘色彩。穿过她家，就踏在了枸杞山的高处，再往南，在几乎仰断脖子才能望见天空的高壁间，一条细如鸡肠的小巷，曲曲折折，由高往低，就把我们引到长江边的一号码头（今“焚烟亭”东侧）。

十三岁那年，全家搬离小街。临走前，我和弟弟在门前空地里埋进几颗玻璃弹子，天真地以为还会再回来，说：以后挖它们出来。之后却是十多年再未踏进过。再去时，小街已成往昔。老城改造已将小街从古城版图上抹去，俨然已成历史。但我一闭眼，它的样子就宛然如旧，历历在目。

街北头有间水房，担水时，家家挑着或抬着水桶来排队，所以那地方总是积了些水，看上去，整天烂兮兮的。街北出口，大街北侧，有个小人书摊。摆书摊的老太太，她家就住水房隔壁，所以她家也总给人一种潮乎乎的感觉。多年之后，这条小街出了两个会写文章的作家，其一就是她的儿子。和她家相邻的南边高屋里，有自上海滩因仇生隙逃来的隐姓埋名的大户，但小街上，最多的还是来自湖南、湖北以各种手艺为生的穷百姓。小街南头横担起的沿江路，是条长路，它正对小街的位置上，有个烟酒日杂店。柜台木质，有厚朴意味。常在店里买盐买醋的都是小街人。我们小孩子也会经常光顾它，用手里很少的零钱换糖果。

街西头约六十米处有一巷弄，名“慈粑巷”。用方言说“巷”是“汗”音，很有家乡味道。它在小街和玉琳路之间连接起了一条捷径。它的另一出口就在玉琳路、太平寺路、程良路三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上，因多此一巷，故此地称“五巷口”。如今“五巷口”的地名也让人越来越陌生了。老城改造后，那里已不见了第五个路口，怎么还能称之为“五巷口”呢？几年前乘公交，发现那一站的站名，虽沿袭了老名，但音同字却不同，成了“武汉口”。昔日“五巷口”成了今日之“武汉口”，何其谬也！但无论怎样变化，时光深处的一种存在，在记忆里永远不会改变。

小街是物质的，它消失于人们惯常的凝望，然而它又是不灭的，它烙印一般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血肉相连。几十年里，我从未停止过拜访它的脚步。多少回，在梦中，我不断地进入再进入。我不停地来回穿行，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昔日街巷，在那条更小的高屋间的夹弄，还有那总共只有二十多平米的两间矮屋。在现实与梦幻这两个世界里，都留下我无数履痕，它们时而交汇时而重叠。

是的，所谓故乡，这便是的，它是人的身体虽然离开灵魂却依旧能够抵达的地方，它是寄养人心灵的窝巢；它是童年时候，慈母口里静谧的眠歌，父亲孔武有力的臂膀。是海之于堤岸风筝之于轴轮，是使人灵魂与躯体共守一处的神奇的力量。

哦，故乡！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