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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鲁迅文化人格普世价值的体认

作者:黄智平

现代文坛上,叱咤着一位文化巨匠,他一面埋藏,埋藏着整个旧世界;一面留恋,留恋着生命的温情。他冷峻地解剖着那“非人间”,却在冷峻中藏着极大的情爱和温柔。

他就是鲁迅——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者之一。鲁迅毕其一生,寂寞地奔驰在黑夜里,为旧中国呐喊,不朽的思想铸就了许多不朽的篇章,或拷问自我的灵魂,或揭露国民的劣根性,或把“匕首”投向社会……

鲁迅一路走来,一路“长歌当哭”、“痛定思痛”,没有风花雪式的生花妙笔,只有充满痛苦悲吟的理性认识。在那绵绵无涯的黑暗中,鲁迅以自己的武器——独特的文化人格——为国民灵魂的出口搏杀出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路。

鲁迅的文化人格不仅仅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他那颗为民而搏动的心、那甘为孺子牛的伟大气概随着历史的进程,已成了一个抽象的所在,具有普世的价值。

一、文化人格分解在大众人格和超人人格之中。

鲁迅先生敏锐洞察到在封建社会里,“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取到‘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 ①,匍匐而行,腰杆从未挺直,要让这些人站起来,首先是让他们成为“人”,而“立人”的关键则在于“尊个性而张精神”。这类没有人的价格的“人格”是社会的普遍人格,是“大众人格”。而在国人中间有少数先知先觉者,他们以拯救天下为己任,“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②。这类人格是“超人人格”。

《药》一文中既塑造了大众人格:华老栓、华大妈、华小栓,康大叔,刑场看客,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茶客,夏三爷、夏四奶奶;也塑造了超人人格:夏瑜。

(一)对大众人格的解剖。

每个人都是生命本体的“主人”,但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已经把人驯成了“奴隶”,连自己怎么跑都不会。这种状态下的人,抽去了灵魂,失去了主体。所以,鲁迅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③,改造国民的精神实质就是让他们回归人的“角色”,具有人的“人格”。

在《药》文中,先生采用不隐恶、不虚美的春秋笔法对国民性进行了整体解剖。

人格的退化

早年的鲁迅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它“使我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要求变革和战斗”④,进而让先生相信青年人终将胜过老年人。但是在现实面前,鲁迅对进化论有了质疑: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新生事物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新陈代谢的规律,但是在此规律之下,在进化的同时可能有局部的退化。

华老栓夫妇在儿子得了肺病之后,病急乱投医,相信“人血馒头”可以医治痨病,这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的迷信。而老栓在去拿“药”的路上,“倒觉得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路也愈走愈分明”。拿到了康大叔给的“药”,华老栓“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他感觉“一条大道”,正“直到他家中”。

华老栓把全家的希望寄托在“药”上,对小栓的关爱也仅限于希望他有健康的身体,而没有内在的精神需求。老栓夫妇这种对“药”的执迷,求“药”的荒谬行为,说明了百姓的思想还处在非理性状态,已经退化到“虫豸”。

华小栓作为最有生命力的青年,却饱受肺病的折磨,在父母的安排之下,吃了沾有夏瑜鲜血的馒头,最后因肺病而早逝。华小栓只是一堆走肉,身上没有一点“青春”的影子,他躯壳的消失,却带走了华家一切的希望。

鲁迅借华老栓夫妇、华小栓这一形象,完成了对进化论的怀疑,人进化成人之后不一定是“人”,可能连动物都不如;青年人未必胜过老年人,青年人不一定都胜过所有的老年人。

人格的异化

人格的异化意即人是“非人”,人失去了人的本心、本性,不成其为人。

康大叔同样是“睡在黑屋子的人们”,只不过在别人昏昏然时,他却在梦游,梦中的他似乎成了“主子”。

作为下层劳动者中的一员,畸形的社会却把挤压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他的眼中没有是非,没有好人与坏人,有奶便是娘。他被统治阶级收买,残杀了革命者夏瑜。并以夏瑜的血制成人血馒头,卖给华老栓,从中牟取暴利。然后以恩人的姿态出现在茶馆,等着茶客对自己的朝拜。

“在羊面前是兽,在兽前是羊”,康大叔时而羊面时而兽心,已经面目前非,丧失了应有的“人性”,异化成了一个工具。凶残的“非人”康大叔也是一个急待拯救的灵魂。

人格的奴化

人格的奴化不等于“奴隶”身份,其主要是指精神上的不自由,思想上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药》里人格的奴化主要由“看客”体现出来。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登场了一群看客。华老栓到夏瑜刑场上时,鲁迅这样夸张而不失真实地描述看客的情状:“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子,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这群看客争先恐后地来鉴赏夏瑜行刑的场面,来搜集饭后的谈资。夏瑜的血没有留给他们“淡红色”的记忆,也没有让他们有“微漠的悲哀”。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茶客谈“药”、谈“夏瑜, 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二十多岁的人等,愉快地说着夏瑜的狱中生活,“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义歌是一个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当康大叔说夏瑜认为阿义可怜时,茶客们一致认为夏瑜发了疯。

茶馆荒诞的欢笑空气,搭建的是悲惨的人生舞台。这些茶客们以旁观者的身份,以游戏的心态,来观赏着有一颗具有社会良心的邻家孩子的苦难。看客们言论、行为上是自由的,精神上没有却自我,无形的心理监牢羁绊着他们,成为实实在在的奴隶,他们不希望别人打破现有规则,“大清的天下”不能属于“我们”,尽最大可能地维护着既有的奴隶规则。

这群看客思想蒙昧,被奴化成是“一类人”,一类符号,甚至是一个木偶,一个物件,只剩下一堆躯壳而已!他们毫不觉悟地在“监牢”中茫然而不知所措,踯躅在不可知的人生路上,缓缓走向死亡!

人格的愚化

人格的愚化是指人受外在的负面影响,失去了判断力,辨不清事实的真相,从而颠覆了正确的价值取向。《药》文中最能体现人格被愚化主要有夏三爷、夏四奶奶。

夏三爷在《药》里并未直接登场,通过康大叔的侧面介绍,而人格尽显:夏三爷害怕“满门抄斩”而把夏瑜告官,与侄子彻底划清界限;侄子被杀,夏三爷得到的好处是“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夏四奶奶的出场是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坟场”。作为失去儿子的母亲,夏四奶奶经受了人生之最痛,祭奠儿子也是一个母亲情感的最好依托。然而,夏四奶奶祭奠的是一个因“犯罪”而被处死的儿子,这决定了夏四奶奶跟一般母亲的情感不完全相同。当她看见华大妈的时候,“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夏四奶奶不知道儿子革命的意义所在,以儿子的死“不光明正大”而羞愧万分;当她看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子的树上时,说“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的……”,在夏四奶奶的心里,儿子参加革命是被别人“坑”了而上当的,甚至渴望与夏瑜一起革命的同志遭到报应。

夏四奶奶的祭奠,仅仅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祭奠,丝毫不含对儿子革命行为的礼赞。

作为夏瑜的至亲——夏三爷、夏四奶奶,思想完全被社会愚化了,与夏瑜隔膜着的,他们宁愿相信别人而不相信自己的孩子,他们不理解夏瑜所从事的事业,更不认同夏瑜的革命行为。虽为叔侄,思想上却有很大的距离;虽为母子,精神上却丝毫不相通。人格一旦被愚化,人与人之间就有陌生感,近在咫尺,心隔重洋。

(二)、超人人格的幻灭。

受儒家文化熏陶,鲁迅推崇圣贤人格,既为“圣贤”,力则能够扛鼎,在社会中扮演的是“救世主”的角色。成年之后,鲁迅受西方哲学尤其是尼采哲学的影响,“圣贤人格”与尼采的“超人”人格渐渐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超人格的精神力量。这种超人格的力量就是鲁迅先生笔下多次提到的“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具体化在《药》里就是革命者夏瑜。

“超人”夏瑜生活在能够产生“超人”的时代。作为“超人”映衬物之一的社会环境可谓黑暗,到处满目疮痍;作为“超人”映衬物之二的众生可谓麻木、愚昧。这两个映衬物使“超人”夏瑜矗立在众人之上,勇敢地驰骋在黑暗之中,后人也完全有理由给他添上一道耀眼的“光环”。

革命者的夏瑜,身上具有典型的“超人”特质。作为社会的先知先觉者,夏瑜具有超人格的精神力量,他用身体堵住风头,为了唤醒那些沉睡在黑屋子里的同胞,而大声呐喊;他站在时代的浪尖上,希望靠一己之力来拯救所有的苦难中的人们。

然而正当这个“猛士”在实施他的拯救计划的时候,被亲人出卖,被自己的同类——康大叔所杀!

夏瑜的死,标示了先生“超人”之梦的破灭。

二、文化人格隐藏在荒坟心理之内。

正如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所言“‘历来的教科’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只仿佛在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中国的封建史,某些方面本身带有欺骗性。先生本着“人”的良心,极力客观真实地再现甚至是放大社会本身的“毒瘤”,纠正历史的“偏差”与“谎言”。

《药》的最后一部分是“坟场”,两个对照鲜明的青年——华小栓、夏瑜躺在了同样的墓地里,他们人生剧的落幕外在形式一样,都是英年早“逝”。鲁迅先生亲手为华小栓、夏瑜掘下的两座坟墓埋葬了畸形社会的群体性格、超人人格,葬送了一切不合理的秩序

鲁迅先生采取的是现代主义文章结尾的手法,把历史剧中上演不衰的大团圆结局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使历史的废墟感更为真实。文章的最后,那乌鸦“一挫身,直向着远去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给整个小说笼罩着深深的悲凉之感,乌鸦飘忽的身影萦绕在读者的心头而久久挥之不去。

因为“坟墓”心理,鲁迅先生的作品才不会象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样,面对无序的客观世界,而陷入荒诞的精神危机中无力自拔,也没有走向纯粹的个人主义的超人幻想,更不会超人之梦破灭而失落,无聊而厌世,而是一如既往地奔跑,奔跑。

三、文化人格的价值指向。

(一)对“人”命题的价值指向。

鲁迅先生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对大众人格的批判,意在矫正国人扭曲的性格;其超人人格的幻灭感,是对“前驱者”的理性思考。鲁迅先生对人性的鞭笞,文化价值具有恒常的魅力。其指向有:

自觉为“人”

身体受到外界的限制,是原始意义的“奴隶”。封建社会,人的身体已经获得自由,但是其个体生命还处在一种原始的物质状态,思想、精神完全没有自由,这样的人“至多不过奴隶”。

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人格和思想,招引大群年青的奴隶,教他们们如何反抗,如何进行韧性的战斗……使他们自觉为“人”。有了人性的自觉,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从先生作品的看客形象身上 ,可以得知人的“自觉”第一层意义就在于思想的自觉,要把握住自己生存的权利和生命的意义,做自己的“主人”,为自己而活,不是在别人的皮鞭下“苟活”。人的“自觉”的第二层意义是行为的理性、有序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生活中要有自己的价值尺度,对社会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人的普遍联系观

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尼采博大,但是他死了;夏瑜不知疲倦的奔驰、呼号,但他“决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自然挽救不了垂死的民族。

超人在思想上是不合群的孤独者,先生坦诚自己超人之梦的破灭,昭示了独立于众人之外的“超人”是无法生存的,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在社会中如何处理“超人”与“常人”关系的命题:每个人在社会里都有固定的角色位置,既要在既定的位置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展示自己的个性,为社会、为他人创造价值,更要确立人的普遍联系观,把自己融入社会、融入他人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永不枯竭的生命源头。

自觉为“人”不仅属于鲁迅时代,而是人类历史对“人”的最低要求;人的普遍联系是“社会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

(二)荒坟心理的价值指向。

鲁迅先生为华小栓、夏瑜两位年轻人掘下的坟墓是触目惊心的,引起了人们对荒坟心理的强烈认同感:

悲凉意识

荒坟心理虽让人悲观,却也让人愤激。这种悲凉意识使鲁迅坚定地背负因袭的重担,眼前虽有无边的黑暗,却仍奋然而前行;也使鲁迅的现实战斗更具有的深沉力量。

鲁迅先生的“荒坟”所具有的孤独和悲凉,不是苦吟,不是作秀,而是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况味,依然有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因为“悲凉”,我们反思过去,勇敢地葬送不合理的东西;因为“悲凉”,我们去同情弱者,拯救弱者;因为“悲凉”,我们理性地审视自己,懂得舍弃,选择合适的人生之路。

废墟感

“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⑤中国历史上从乏废墟,有实物废墟,更有精神的废墟。传统的文化积淀,在国人的精神领域留下许多废墟,废墟成了历史进化的长链。而鲁迅先生的“荒坟”给读者展现了真真切切精神废墟,虽只是虚构的所在,在人们的心中却成了一种更宏大的、更切实的存在。

在鲁迅时代,废墟感意在启迪人们一方面铭记耻辱,一方面打破旧世界,构建新的社会因子;在现代社会,“废墟”或正在消失,或正在产生,我们要理性地看待,或毁灭重建,或保留废墟印迹,让废墟感成为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废墟感不仅属于个人,更应属于民族,乃至国家。

生活在历史里的鲁迅以起独特的人格魅力,走进了当代,还将走向未来。鲁迅的文化人格不应只存在于意识形态,成为政治符号的代名词,更应是认识人生、认识社会的方法论。

鲁迅永远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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