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老父亲开展游击教学纪实
抗战期间，父亲受共产党县政府的委托，在解放区为应县创办学校。一方面想借助学校宣传革命进步思想，另一方面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要培养人才，必须先培养一批教师，为将来培养大批人才组织师资力量。所以，父亲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是师范班，取校名为“育民师范”。校址建在王宜庄村。先是招了一个班五十名学生。先后聘请了刘德、杨润享、吴国庆、何芝生等为老师。当时，教师无工资，实行供给制，每月发给几十斤粮米证。开学没几个月，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师生们欢呼跳跃，以为学校很快要往城里搬。结果，事情没有师生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乔日成摘取了应县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在城里当起了土皇帝。学校别说进城搬，就是乡下也不得安宁。一次，师生们得知乔军出动消息，他们随着村里的老百姓也向村南山上跑。等乔军走后返回学校一看，教室设备大多被破坏。从此，大家感到和平的幻想已经破灭，不仅进城的希望已没有。而且自身安全也有了问题。为了师生们的安全，经研究决定学校迁移到南上宅村。这个决定一宣布，不少学生感到学校既不安全又不正规，自认学校没啥前途就自动放弃了上学。这样一来，学生少了一大半，父亲只好又在南上宅村附近再补招学生，结果学生招够了，可年龄都比较小，且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这样的学生已不符合师范生的条件。到一九四六年，经请示批准，师范学校正式改名为应县第一高小，后来又经过全县统筹规划改成“二完小”。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县城未解放这几年，环境特别恶劣，办教育也非常艰难。没有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是开展不了这项事业的。当时，乔军复仇队十分猖狂，在乔日成的指挥下，以人民为敌，抢粮抢钱，杀害村干部，学校也成了他们骚扰的对象。为此，北楼口完小校长弃职逃跑进了县城。一九四六年，四完小和三完小先后跨了，一完小后来也解散了，只留下父亲办的二完小坚持下来。当时的县政府教育科长郑忠对父亲说：“老尚，你是应县的教育功臣，应县解放后，城内学校还由你主办”，这话真的后来应证了，此事暂不提。先说在那个恶劣艰苦的环境下父亲是如何使二完小坚持和发展下来的。
日寇撤走后，县城乔匪占据着，应县及周围县逃亡的地主聚集在城内成立起专门与人民政权作对的“还乡团”、“复仇队”，频繁出城滋事，当时我们的大部队常在东边灵丘浑源一带活动，区公所只有一两支枪，又四处打游击和学校不在一起，所以学校在这样的环境下活动也极不安全，只得采用打游击的办法，经常转移校址。父亲领导的二完小，听到有敌情就转移，东至南上宅，西至瓦窑沟。山里一些小村庄，二完小的师生都住过，最大村是瓦窑沟，南上寨，最小的是山里的田地坡村，只有两户人家。到了哪个村一般有庙的先住在庙里，没庙的地方就住在群众家里。走到哪里，工友力希强就把炊餐用县扛到那里。为了安全保卫，还从上边领了二十枚手榴弹，让年纪大可靠的学生带着，并注意训练了一些应急措施。
在生活方面，学生吃粮食全靠家中自带，一般是高粱和黍子。黍子是最好的粮食，平时两者掺合着吃。后来为了减轻学生负担以及学校办学经费，父亲就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耕种逃亡地主之地。当然种这些人的地是要冒极大的危险的。他们都有城内的还乡团，复仇队等反动武装撑腰，说不定啥时候就出城报复。每年打下的粮食，七成归学生，三成归学校。由于有了这些粮食，学校便把原来向县里领的二百元办学经费除了买锅笼具用去的二十八元外其余全归回县里。父亲知道县财政紧张，所以尽量自力更生勤工俭学，不给政府增加负担，就连做饭用的煤也全是靠学生野外打柴解决。一九四六年七月，学校所在的瓦窑沟村也不安全了，于是父亲带着学生只好转移到只有两户人家的田地坡小村庄住下。在这个小村子里面临的生活环境更加艰苦，由于两户姓孙的人家房子少，同学们只好搬些穰秸铺开在院子里睡，其中还有个女学生叫刘淑贞，(解放后还在山阴县工作)。在该村住时，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把粮食变成面的困难，该村只有一台很小的碾子，加上连阴下雨露天碾房无法推碾压面，因此师生们只好吃焖整高粱颗粒。吃菜也只能是到山坡上拔一些野菜煮熟，那时哪有调味品，能加把盐就算不错了。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父亲给学生们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长征的故事，教育大家以红军吃皮带啃草根的精神共度艰难。一次，县教育科督学去检查工作，父亲不好意思给客人吃整颗粒，只好用石头钵子捣了点面将就。就是新婚不久我的母亲因村中不安全也躲到这个村子时，吃的也是整高粱和野菜，能和房东女人睡在一条炕上是对她的最大照顾。为确保安全，父亲安排同学们天天轮流站岗放哨，一有敌情立即转移。在田地坡村住了一段时间，为防敌人袭击，又转移到深山里的盘道村。有一次，在瓦窑沟村居住，正是冬天，城内乔军复仇队袭来，老百姓和师生们转移到地洞，外边由民兵保护，这次还牺牲了一个叫米天成的周家地人，民兵抵抗不住，也转入地下，敌人就放火烟熏地道，所幸当时修地道时考虎到这一点，专门设立了堵塞道口，地道里的人才没有受到伤害。敌人在村中大肆抢却后离开，学校的桌椅板凳全部被捣毁，还有一次，村里人得到乔军分头出动的消息，师生们一夜之间就转移了七个村子。那时，父亲一边组织学生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开展革命宣传活动。还成立了一个文娱宣传队，编排进步节目为老百姓进行文艺表演，父亲几十年后还能和我们回忆诉说起当时的主力演员有南河种的杨田富、王宜庄的何运旺。在南上寨居住时，不仅在本村表演，有一次还到二十里以外的北曹山村出演，演毕在刘德老师的带领下连夜返回。
在那个年代里的教学环境，更是无法和现在比，老师哪有黑板与教材粉笔等教具，学生哪有书本笔记本和钢笔，师生们更谈不上在教室里上课，大山土院即是教室，多是在露天野外进行。以地为黑板，土上划道道写字，树枝小木棍就是粉笔，老师肚里的知识就是教材。同学们千方百计搞来点纸张，可舍不得使用，等记十分重要的内容，还得正反面写，惟恐浪费，有根铅笔节约使用，就是个小铅笔头儿也当宝贝保存。整个教学与生活环境真可谓：天是被子地是床，野菜干饭能顶粮，油土木棍当教具，课本教案胸中装。
为解决教学中课时的时间控制，在瓦窑沟村居住期间，父亲仿照古人“铜壶滴漏”的原理，找一个筒子和一个玻璃瓶子，在筒子里装着水，筒底扎一小孔，下面放的玻璃瓶子上刻上道道，作为标记，同时点燃一柱香，燃毕看瓶子的刻度，以此确实教学的课时标准。另外为解决粉笔的问题，还发动学生刨过白泥，捏成粉笔状，勉强使用等等。当时教学的主要科目有语文、数学、自然、史地。虽然环境艰苦，但有些教学内容效果并不差。比如某次上史地课讲到长城，父亲便带学生上山到了一段内长城脚下，把两千年前长城的建造以及修建的目的讲解后，接着量了砖的大小尺寸，与同学们讨论在哪里烧制，坯土在哪里挖取。没有煤用什么烧、如何上拿、垒制等等，进而联想到整个万里城的修建，老百姓要受多少劳役折磨，从而整个教学把史地、物理、化学及政治融合到了一起，父亲还指着山下茹越口村日本鬼子拆毁长城盖炮楼碉堡残害人民的事实进行现场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认识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增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文物、残害人民的仇恨。
父亲后来患了严重的脱肛症，正是此期间长时在野外湿地就坐露宿造成的。在后来漫长的四十五年中饱尝了脱肛顽症的痛苦折磨，直至一九八四年县医院的王日高大夫才将这一顽症通过手术根治。
老父亲为办教育矢志不移，危难中追求不弃。为应县教育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有用人才。父亲那种坚忍不拔的办学精神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各级领导的认可。他老无愧于县委政府授予的“教育功臣”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