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在宋词的创新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开创了豪放派的先河，一曲《念奴娇.大江东去》酣畅淋漓，壮丽雄浑，成为千古绝唱。苏轼的诗自然奔放，题材多样，挥洒自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充满哲理的思考。“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则为写景的绝笔，至今传诵不辍。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和欧阳修等一起摒弃浮华和冗长、奢靡和空洞，给文坛带来平易、流畅、清新、明快之风，无论议论文、散文、随笔、小品、辞赋，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书法领域他被尊为北宋苏、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之首。他画名远播，是北宋著名的画家之一，成语“胸有成竹”就是来自于他的画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他对王维的评价。苏轼这样的通才、全才，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凤毛麟角，绝不多见。
然而, 苏轼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屡遭贬谪，也是史所少见的。
苏轼自进士及第，被仁宗皇帝赏识而名动京师。但他生不逢时，他的政治生命巅峰时期,正处于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期。王安石属激进的改革派，反对阵营中有反改革的保守派和主张稳键改革派。苏轼属于后者。为此,苏轼屡遭诬陷、打击、罢官、贬谪，他屡屡因政见获罪，因文章获罪，因诗获罪。官最高至部级，最低到只相当于副县级地方团练副使。也许正因为这不同一般人的经历，才成就了他大师的地位。
苏轼的一生大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闻名于世的“乌台诗案”就发生在苏轼的湖州知州任上。御史曲解其诗，弹劾其“谤讪朝政，讽刺新法”，被捉拿至京，严刑逼供，下于狱中。众多百姓为其喊冤，经朝中正直士大夫(包括其政敌王安石)多方营救，才使其免于死罪，被贬到湖北黄州。当变法派失势,苏轼重新启用回京时，苏轼又反对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中正确的部分，理所当然又引起了当朝的不满，再次外放贬至岭南惠州、广西廉州等地。66岁时,苏轼奉召回京途中病死于江苏常州。
苏轼被贬谪期间不但精神上遭受重击，常常连生计都成了问题。在黄州期间俸入大减，入不敷出，友人相助荒地若干亩。苏自垦自食，累得精疲力竭。诗云：“饥人忽梦饭甑溢，梦中一饱百忧失。”睡梦中才吃了一顿饱饭。在儋州期间他已年过六十无力买地建屋，居无定所。幸得儋州友人相助，才建得陋室安家。
然而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屡次贬谪使他有机会更深刻地了解了社会和底层，体会到民间疾苦，成为磨砺人生的最好课堂、丰富深化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成就了他在思想、文化界的卓越地位。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在苦难的经历面前,苏轼始终怀着达观自如的心态对待人生的顺境和逆境，尽管世态炎凉，人世间遭遇了如此之多的打击和磨难，他还是要留在人间，即便被贬至古称蛮荒之地的岭南，甚至更远的瘴疠之地海南儋州，他仍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而实际上他不过是“日啖薯芋，而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 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这样的日子无论大喜大悲，大起大落都不能改变他面对人生的积极态度。
身处逆境，不沉沦，不怨天尤人，这是苏轼崇高的人生境界。不论职位, 无论升贬, 他都察民情、解民忧，不遗余力，哪怕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他也积极奖励农业生产，播传知识，培养人才。他在山东密州(今诸城市)，积极组织百姓灭蝗抗虫灾，上书朝廷免除秋税。他到徐州，率民众抗黄河水灾，加固堤防，疏浚河道，并发现、组织了开掘煤矿，发展经济。在杭州知州任上适逢大旱，饥疫并发，他开仓济贫，大力兴修水利，疏浚西湖等水利设施，修建了苏堤，因而杭州百姓“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杭州市民至今仍称苏轼为“我们的老市长”。
胸襟宽阔，光明磊落，诚信待人，有情有义，这是苏轼立世的原则。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苏轼这首怀念结发妻子王弗的《江城子》词，拨动多少人的心弦，被誉为悼亡诗中的巅峰之作。因为思念弟弟苏辙, 苏轼在著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开头写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他既念念不忘恩师欧阳修对他的拔擢，又积极、推崇黄庭坚、秦观、陈师道等后生。他和王安石虽政见相左、分岐严重，但两人惺惺相惜互为文友，公事归公事，私情归私情，从不公仇私报，更不做落井下石、背后使绊子的事。这种宽容和包容、气度和风范正是苏轼的过人之处。
“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苏轼在人生的旅途上“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气概，“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从容，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