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的云，理想的路

小时候，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我躺在小学操场正中间的红色大理石升旗台上，望着天空发呆。小孩子总是很快乐的，他们会大哭大闹也会大喊大叫，但他们一直是很快乐的，因为他们看不见生活给予的压力，也不会用一些杞人忧天的想法来否定自己。就像那个时候升旗台上的我躺在冰凉的大理石台上，看着清蓝悠远的天空，在不切实际坠落感和嬉戏后的困倦感中，突然想到——也许，也许以后我可以做一个导演。

这是没根据的，七八岁的小女孩儿尚不知道导演是要演戏的还是写小说的，又或许只是在摄影棚里举着黑色的板子“啪”的一合就可以了。周星驰的故事被人们在饭桌上聊起，大人物的故事被小人物提起总会，显得更遥不可及，如有神助一般。大人们自顾自的聊着，他们聊得甚至可能没有走心，只是为了做饭后例行的对话罢了，可饭桌上扒饭吃的小女孩儿却听进了心里，记下了“导演”二字。

长大一点儿，大概刚上初中的时候，我那时已经知道作家、编剧、导演是不一样的，梦也就开始越做越大。当我穿过小区，经过老人们三三两两聚集的小广场，就会情不自禁的慢下脚步。我就像那新生的嫩芽，嫩芽探头探脑的好奇的观察那片老树茂盛的老林子，几桌石台被摆上棋盘，两人对峙十人观战，双方棋手都是皱纹遍布，老斑点点，相对一站却竟也有杀伐之气生出。“象棋似布阵，点子如点兵！”老人稳住，鸡皮般皱起的手，二指执子，猛地一拍——“铛”。嫩芽般的小姑娘心里不紧要震撼，而后痴痴的在心里想，以后可以拍老人下棋，心下暗喜。只是老人下棋又怎么拍？小女孩儿分不清生活里点点滴滴的感动和作品中的呈现。

戴上团徽是在家乡的烈士陵园。清明的气氛在幽静的林园里被放大了数倍。女支书是个温婉的人，她的头发被微凉的春风微微吹起。她在一棵嫩芽初生的柳树下为我戴上了团徽，笑着对我说了些什么。回忆在脑海中被朦胧化美好化，我直至今日只还记得一截发梢，纤细的手在阳光下举起的一枚徽章，和两片对我娓娓道来的颜色美好的嘴唇。

她问：“以后想做什么啊？”

“编导！”

她没有惊讶也没有露出什么类似听到痴人说梦般的表情，她只是抚了我的额头，“那很好啊。”

那天的天气真是好极了，细柳扶风，暖风微醺。

我受挫是在初四，讨厌的初中男生轻挑地点评我的理想，“有病！”“做梦吧！”我暗中告诉自己我没有错，我的梦想不应该由别人来指手画脚，然而我忍了又忍，最终还是哭了出来。现在想来可能是当时我心里也对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理想”没有信心，别人的一点质疑也可能成为致命的打击。那之后，我很是消沉了一阵，像看破了镜中花水中月，怅然若失。

每个高中生都会被问到他们的梦想，被亲戚团团包围，一边应和着那些不着边际期许，一边敷衍着那些誓不罢休的问题。

“是的，是的，辛苦两年，”

“没有呢。高考后看分数报专业吧。”

“哎呀，没有，到大学再想就好。”

若是被老师问起就要更加谨慎用心。

“小时候有很多想法，但现在长大了吗，感觉挺不切实际的，就没再想过。……”

我身边的同学也大多数是这种情况，更有许多人尚在云雾之中，比如一心要做心理学家，却不知道，文科生还是理科生能报考心理专业。再比如，每天念叨着要做服装设计师，其实对美术一窍不通，又对艺术生的身份很不屑的样子，我在他们之间变得越发茫然。然而生活总是在意料之外的。很快，一绳从云端挂下来的绳子垂在我眼前。高一的暑假，我偶然参加了国内某知名编剧的讲座。编剧妙语连珠，参加讲座的很多我的同龄人，他们甚至举手提问，和编剧探讨起来，竟是书生意气锋芒毕露，让我一时呆若木鸡。

讲座结束后我回家躺在床上想起了儿时的升旗台，想起了烈士陵园老师温柔的手，想起了我曾那样认真的回答我过“我想当编导。”

看到精神绝伦的大片，我会在电影院的一片欢笑或啜泣中沉思起来。翻看曹禹的作品会让我激情澎湃。我知道，我在顺着一根绳子往云层上爬，去找我那金色的太阳，儿时不着边际的理想也略见端倪。我相信，在人生那看不见的路上，某一扇门打开了，向我展现着门后的路。总有一天，我会去冬季冰层龟裂如花的贝加尔湖取景，用舒婷的诗做对白。

我欣喜地知道那梦想的云如今已然变成脚下的理想之路，我也坚信追梦的坎坷和艰难最后终会写满我人生的篇章，变成于我最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