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的记忆
八岁时，父母把我送到了学校。为了帮我数数和学习百位数以内加减法，母亲按照老师的要求，利用旧扫帚，给我锯了100根长短一致的竹棍，装在我的粗布书包里。我记得，刚入学时，学写汉字，“毛主席万岁”中的“席”字，开始总是写不到一块，后来写出的字扭七裂八，超出了方格，写字时铅笔尖断了一次又一次，急得我大哭。母亲耐心地安慰我，为我削铅笔，手把手地教我写字。在母亲的帮助下，我终于学会了“席”字的写法。上初小时，母亲和父亲一起，配合学校老师教我打算盘，简单的加法、乘法教会后，还教我九归、狮子滚绣球的打法，可惜我太笨，没有学会。那时，家里经济困难，为了节省钱，母亲常常让我花4分钱到“合作社”揭一张白纸。拿到家后，她先将纸一次又一次地折叠，折叠好后用割麦子的刀片将其裁成32张大小一致的小纸，然后用针线缝缀起来，锥成本子。“锥本子”似乎微不足道，但母亲却无意中把精打细算的节俭意识种在我的心田里，使我从小养成了爱惜纸张、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大概在我上小学高年级时的一个秋季，连绵的阴雨下了十几天，河滩地被暴涨的渭河水淹没。漫滩之前，我和大人们抢拔滩地里的萝卜、大葱。也许是受累受凉的缘故，第二天，肚子痛突然发作，疼得我在炕上翻滚，头上虚汗一滴一滴往下落，呻吟声一阵接着一阵，家人用盐水瓶装热水暖、揉肚子也无济于事。看到此情此景，母亲急得号啕大哭，她恨不得把我的疼痛转嫁给她。正当家人决定用架子车送我到十里路外的地段医院诊治时，我肚子的疼痛过去了，母亲这才稍微安下心来，皱成一疙瘩的眉头总算舒展开了。每到秋季生产队掰玉米时，我总是用期待的心情盼母亲收工。因为母亲每次回家，总要给我们带回一小捆“甜甜”。那叫“甜甜”的东西，就是长得纤细、不结棒子的玉米秆。那种玉米秆颜色紫红，用牙齿挎掉皮后，将秆咬到嘴里一嚼，就会有甜甜的糖汁流入口中，味道纯正，酷似吃甘蔗。母亲掰玉米时，凡遇到“甜甜”，她就折下来放入笼里，收工时把折下的“甜甜”捆起来，作为劳动的另一种成果带给我们兄弟。尽管我们挎“甜甜”皮时常常因不小心手指被划破流血，但那种甜的滋味，永远留在我的舌尖和心里。
我家的房子是在祖辈手里建起来的，从我记事起，我家与大婆家一分为二，大婆家居东我家居西。上房无法隔开，烧火做饭时，烧火人背靠着背，不管那家烧火，整个上房里烟气弥漫;厦房相对着，两家十五六口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摩擦时有发生。我上高中时有一天，两家发生争吵，对方手持利器，极有可能“大打出手”。那天是星期天，我装好了馍准备去学校，但吵闹还在继续。眼看着天快黑了，我放心不下，迟迟未去学校。母亲哭着对我说：“我娃赶快去学校，争口气，把书念成!”我伯(大妈招的河南籍上门女婿)听到母亲劝我的话后，用河南话大吼：“你让你娃念书，我让我娃练武!”后来，“练武”的那个堂弟，因偷鸡摸狗、违法乱纪被关进监狱，最后死在狱中。这次吵闹之后，为了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母亲邀请村里一个能说会道的“中间人”说话调解，最终把祖先留下的两间半庄基南北划分，中间用墙隔开。
我是恢复高考后我们队里第一个考上学的农家子弟，别人羡慕，父母为此很自豪。因为我上的是师范，所以毕业后教书理所当然。在一所企业子弟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11年，先后四次荣获地市级、厅局级优秀教师;后来应聘到别的地方，又教书将近两年。最后调到县委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苦苦干了多年，快40岁了，连个一官半职也没“混上”;回家时老是步行，没有一点在外干事的“派头”。于是村里有人议论我“求不顶”“没出息”。这话传到母亲的耳朵里，她开导我说：只要把工作干好就行了，人都想当官，谁来抬轿?……母亲知道我平时工作忙，怕耽误我，家里、亲戚有些事，能不给我说的尽量不说，就连外婆去世，她都瞒着我。母亲去世前几天，我在家里。她一时糊涂，尽说些怕人的“鬼话”;一时清醒，吐字比以前还清晰。我曾问她：“你想谁?”她说出来后，我亲自请母亲想念的亲人看望她。过了一天，我又提醒她：想你xx(婴儿时吃了几年母亲的奶)不?母亲说:“想!”但接着说，“娃离婚了，日子不顺当，就不要叫娃跑了。”我又问：“想你女(母亲的养女，远嫁四川)不想?”母亲说：“想，娃路远，回来一趟不容易，不要叫娃，娃过年就回来了。”弥留之际的母亲，尽管心里惦记着她想见的人，但总是替别人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