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年”

■市一中 杨庆云

小时候，每逢过年，支书家都挤满了磕头的人，因为每人会领到一个苹果。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农村的冬天能吃到水果，是件稀罕的事情。当然了，像我这样的黄毛丫头，个头小，家境又不殷实，常常会被忽略掉，而伶牙俐齿的银瑞大嫂，则会把她领到的两个苹果，分给我一个，乐得我心里开了花儿。

那时候，过年真是仪式感十足啊！大年三十，有的人家，彻夜不睡，就等着跨年，等着放十二点钟第一挂鞭炮。第一名，那该是一种多么祥瑞的兆头啊！有钱的人家，会放各种各样的烟火，有起火、雷管、天女散花，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我们站在院子里，或是隔着窗户看，盼望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放。

也有人说，鞭炮能够带走一年的霉运，带来好彩头。那一年，我家养的5头猪先后染病，尽管我亲自做了饭，拿了小锅喂它们，尽管父亲带着它们到野外放风，它们还是先后走了。等着卖猪钱养家的父亲，心里很是沉重。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我听到了他的叹息，看到了他紧锁的眉头。所以我建议，今年就放个小点的鞭炮，意思意思就行了。父亲却非常坚定地说：不行，要放个大的，崩崩这些晦气。于是，那一年，我们家专门买了万头鞭。

尽管外面鞭炮声不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小孩子睡觉。

大年初一早上，天黑隆隆的，便会被母亲叫起来，穿上早已放在被子上的新衣服。开始跟着母亲在院子里、屋里的各个神位前烧香磕头。其中，院子正中央的柏尖山老奶奶处，还会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磕头。母亲当时给我讲过缘由，但我后来忘却了。“头上三尺有神灵”，老家人深信不疑。有时候我生病了，母亲也会在神前参拜，然后用黄表纸接住神的药——香灰，让我用水冲服。

母亲还要求我们，说话要悄声悄息的，大有“恐惊天上人”之感。

天亮之前，不能开抽屉和柜子，否则，就会泄走财气。

大门口内侧还会放上一根棍子，以抵挡妖魔鬼怪入侵。

吃完五更饺子后，便挨家挨户地给长辈老者磕头拜年，“又是新的一年，给您磕头了”，老人们通常会拦着我们：“不用磕了，不用磕了，见了就都有了。别叫磕老了。”也有些讲求礼节的长辈，早早地预备好了草团垫子，等着后生们来磕头。

挨着庄子转了一圈之后，天刚蒙蒙亮，全村人会成群结队地到自家祖坟上烧烧香，放挂鞭炮。我们村的坟地大多就在村边的麦地里，那种熙熙攘攘、冲着同一个方向赶的人群，像潮水一般，带给我们一种神圣感。谁家的坟地里放的鞭炮响而且大又多，通常会被认为后人有本事。

从初一到初五，被认为都是大年，这些天，每天都要吃饺子，这样才符合过年的要求。平时很少吃饺子，刚开始吃的时候，也觉得美味无比，但五天下来，就无比想念稀饭了，觉得那种黏黏稠稠的感觉，才更符合肠胃的需要。

从初一到十五，都不让洗衣服、洗头。否则是会被降罪的。我们这些东爬西蹭的小孩子，衣服早就脏得不能看了，就悄悄地换一件。头发，有时候，也偷偷地洗一洗。

这些过年的规矩，代代相传。如果不是以后上了大学，到了县城，我便以为，过年就是这样子的。

到了县城后，我发现，大家起的，并没有那么早，往往7点钟天亮了才起床。有时候8点钟到婶婶家磕头，她家的新媳妇儿都还在梳头。而任村一带比较偏僻的乡村，则起得比我们还早。看来规矩并不是全然一致的，越是开明的地方，越符合人的需求。

还有过年的标配——饺子，县城这边是只要大年初一吃就可以了，初一晚上就可以喝稀饭了，这可大大解放了我这个不喜欢油腻的胃。

当然了，三十、初一的中午，都要留点饭，寓意“年年有余”，这一点倒是相通的。

我们小时候过年，盼望着穿新衣服，盼望着吃好吃的东西，盼望着挣压岁钱。

现在，物质不再贫乏，孩子们似乎也不再缺少吃穿，过年的最大诱惑，便只剩下那些数量不菲的压岁钱。

我们该怎样引导孩子正确使用压岁钱，怎样增加过年的精神内涵，便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孩子不可能回到我们小时候的年，就像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像父辈一样，过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穿不上的年。

时代在发展，思想在前进，我们，永远在路上，每一个年，都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