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力量

■ 丁庆书

母亲在弥留之际，兄弟姊妹都在场。多种疾病把母亲折磨得早已失去知觉，她已经没有痛苦的反应。能够感受痛苦的只有她的子女和亲人。

天下着雨，越来越小。亲属们在紧张有序地准备着母亲的后事。

当母亲与生命作最后告别时，她的面部和嘴唇表现出异常。我将面部贴紧母亲的面部时，我感觉，母亲的生命体征正在退去。兄弟姊妹们同意拔掉维持母亲生命的输液针管和吸氧管，将母亲从病榻上移至准备好的草铺上。

小雨停了。母亲呼吸停止了。这一时刻，定格在2007年9月18日下午5点25分。

母亲生前在轮椅上度过了四年，在病榻上度过了两年。最后两年，生命完全靠药物、吸氧维持着。

母亲去世后，在家里仅停留了三十六个时辰。头天夜里，我守在母亲的灵前，用泪水写下了《悼念母亲》的五言百句，来寄托我和兄弟姊妹对母亲的深切怀念和哀思。

一

1934年腊月廿三，母亲出生在东姚冯举沟村的李姓人家。她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勤劳朴实，长于耕作，完全靠种地为生。家境虽说不上富有，在村里也算得上是殷实庄户。

母亲九岁之前，过着衣食无忧的安定生活。

1942年夏天，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到白云山南侧的鸡冠山下的冯举沟村。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进村后烧杀掠抢。姥爷姥姥带着幼小的母亲躲藏在村南坡岸根的扁豆秧下，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毁。

人是躲过了生命危险，但是整个院落化为灰烬。本指望着地里庄稼能有收成，接济着度过这个坎。偏偏祸不单行，又遭遇了蝗虫灾害。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所过之处枝叶不留。

没粮食吃，没房子住，断了一家人的后路。生性倔犟的姥爷觉得无法在村上生活下去了，他捡了一副箩筐，担上女儿，带上妻子，一路讨饭向山西而去。他们随着西上逃荒的人群，过合涧爬越花园梯进入山西境内。当他们翻山越岭到达玉峡关一带时，由于姥爷悲愤交加，饥饿劳累，身体极度虚弱，患上了伤寒和背部疮疾，他一直爬到自己再也走不动了，再也无法陪伴妻女走下去，最终倒在了逃荒路上。姥姥借来老乡锨镢，就地掩埋了丈夫的尸体，带着女儿，顺原道一路乞讨，返回了家乡。

二

我对母亲的最初记忆，是从老家小东屋里开始的。这是两间狭窄的小草屋，宽不足一丈，长不足两丈。里间盘有对称的两个土炕，外间摆放了一张柴桌子，还盘了烧柴的锅台，既是门庭又是伙房。母亲十八岁嫁到丁家，就一直住在这两间小草屋里，生养了我们兄弟姊妹五人。

记忆里，我是在母亲怀抱和身前身后成长的。无论是母亲做针线、洗衣服、烧火做饭还是下地干活，我都是母亲身边的小尾巴。我记得儿时最有趣的事情是，冬闲了，母亲不用下地干活了，就坐在炕上做针线，一边做一边给我们讲故事。比如孟姜女哭倒长城啦，牛郎织女啦，梁山伯与祝英台啦等等。这样，可以稳住我们，不打扰她做针线活。我们吵吵起来时，她便会讲狐狸精偷挖人心和狼下山后专找不听话的小孩子等骇人听闻的段子，吓得我们钻在被窝里不敢吱声。我们小时候穿着打扮，衣裤鞋帽，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有时，为了我们第二天能够穿上新衣裳、新鞋子，她会挑灯夜战一通宵。

我依稀记得，在大食堂和三年困难期间，哥哥七八岁，我四五岁，大姊妹刚出生，正处于需要充足的食物营养促进生长的关键时期。但大食堂里打回来的份饭，还不够我哥俩吃。往往是我们先抢着吃了，母亲就只有涮涮打饭用的柳编桶子，将就着艰难度日。而她还要为刚出生的大姊妹哺乳啊！这种时光，我们一直坚持到1961年6月大食堂解散。解散大食堂，是国家在三年困难时期，作出的无奈选择。

食堂解散了，自然灾害又接踵而至，温饱问题仍然是生存的现实问题。在此情况下，母亲面临着新的情况是，一方面要按时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另一方面要把从生产队分得的口粮做成可食用的饭菜，保证一家几口人的一日三餐，还要照顾我哥哥上学读书以及我们兄弟姊妹们的生活起居。

让我不可思议的是，在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种经济条件，那样一种生活环境里，母亲是用怎样的智慧和力量，来支撑如此的重负呢？

三

我们孩童时代，母亲清秀端庄，衣着合体干净。尽管她为了我们的成长过早地透支体力，但她身上始终散发着不尽的活力。

我的记忆中，父亲在外工作回家较少，生产队农活就落在母亲一人身上。家里没有男劳力，孩子又小，女人就得顶上，这也是生产队干部们的思想。所以，生产队里安排生产任务，基本上是按照男壮劳力安排她干农活，母亲毫无怨言。

母亲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农活都干过。挑担子、挑粪、犁地戗地、摇耧耩地、插秧下种、收割打场，哪样农活也挡不住她。但她毕竟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实际上其身体素质和体力、精力都无法与男劳力去比拼。

但是，母亲总是说，人要脸面树要皮，不蒸（争）馒头蒸（争）口气。咱承认力气没有人家大，脚步没有人家快。要想赶上人家，只有笨鸟先飞。

为了完成生产队安排的任务，母亲时常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决不拉集体后腿，决不受人闲话。那些年头，母亲下地劳动，我们割草积肥，一年下来要挣三百多个工分呢！

后来，我们一天天长大了，能够替她挑水挑粪了，能够替她承担更多的农活了。但是，她还是坚持自己亲力亲为，下地劳动，为的是多挣工分，多分口粮，少拿钱。再后来，生产队不存在了，分田到户了，子女全部都成了硬劳力。但她在家待不住，一有时间就往地里跑，坚持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一直到她病倒了，实在不能再参加体力劳动。

四

1970年春节期间，父母酝酿了一桩关乎家庭前途命运的大事，就是父母携我们兄弟姊妹五人，要举家迁往东姚镇东三里的东沟村。

这件事，肯定是经爷爷奶奶商量同意的。因为东沟村是母亲从八九岁生活到出嫁前的姥姥家。这个重大举措，为我们这辈人走出深山区，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发展空间。

我记得是阴历正月初八一大早，从县城开来的一部嘎斯卡车，停靠在老家丁家庄村下的路边，等待着家里人，从我们居住的小草屋里，一件一件地把全部家当搬上去，然后，送往我们的迁徙地东沟村。

爷爷、奶奶和父母一边搬着东西，一边哭，一边数落着家境的寒酸：全部家当就是父母结婚时的一张柴桌，一个油漆的箱柜，两三床用着的旧铺盖和两三包衣物，两三个盛水盛粮的大缸，两三布袋粮食及锅碗瓢盆。东西搬腾完了，仅装了半车厢。爷爷又搬来了几捆干草，说是让铺炕用，实际是楦车厢。这就是当时我们七口之家的全部家当。

汽车发动了，爷爷奶奶、叔叔婶子、邻里乡亲都在抹着眼泪。

我们上车要走了，爷爷含着泪水上前抓住我们的手，“你们要常回来呀，这里才是你们的根，你们的家啊！” 爷爷一句话，让我突然有种生死离别的感觉！

在东沟村，暂借房子安顿了下来。父亲和哥哥上班去了，我和大姊妹转到东沟学校上学。二姊妹和三弟还小，母亲照看着，忙了就扔给姥姥。东沟的一切事情又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在东沟的生产生活，虽然有姥姥家帮助接济，遇事有舅舅出面帮忙，但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和繁重的家务，还是母亲独自承受着。

这些事情对母亲而言，不足为惧。真正使她感到压力山大的，是需要从零起步，新建房屋。眼下家徒四壁的旧房子还是借住的，拿什么去建新房子呢？尽管盖房子娶媳妇这类大事以父亲为主考虑，但是，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怎能放得下来呢？在我家落户东沟很长一段时间里，白天劳累疲惫的母亲，每到夜里却辗转反侧，彻夜不眠。可以想象，修房盖屋的事情，对她来讲压力该有多大啊！

为了建新房，全家人节衣缩食。甚至还向亲戚家借了小麦。那几年，我们几乎没有吃过白面，没有吃细粮，省下来给建房的匠人吃。姊妹几个由于营养不良，总是头晕眼花心慌，蹲下去不能站起来，站起来眼睛看不见，浑身冒着冷汗。

1976年9月，爷爷去世后，父母决定把奶奶接来一起生活，以便照顾。这样一家三代的生产生活都由母亲料理。母亲既要下地干活，又要修房盖屋；既要照看子女学习生活，又要照顾婆婆生活起居；上有老下有小，里里外外都需要母亲去应承，去铺摆。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父母逐步为我们盖起了堂屋五间、南屋五间的砖瓦房和两大间东厢房，为我们兄弟姊妹五个成了家，立了业。这其中的艰难困苦，酸甜苦辣，母亲从未言表。可我们做子女的，心里是再清楚不过了。

1990年之后，应该说，整个家境基本好转，我们兄弟姊妹日子也都说得过去了。父亲也离休赋闲在家。按说父母双亲可以由子女供养，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是，二老仍坚持居住在老家，坚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不断地将他们种的蔬菜、红薯送给在外工作的子女们，让子女们分享着他们的劳动果实。

五

母亲没有读过书，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她做人的品格，却是用文字难以表述的，也是子女们望尘莫及的。母亲为人低调，处事平和，看事情淡定，打交道实诚，一生不会搬弄是非，不会论人长短，没有惮烦的事情。

我们小时候，家里没有男劳力。生产队里把母亲当壮劳力使用。姥姥姥爷每当看到母亲劳累的样子，就要去队里找队长说说道理。母亲说，有啥说头，累不死人，男人能干的活我照样能干，不能让人小看咱！

在生产队时期，最容易引发矛盾的事情是派工、记工分，分粮分菜分红薯。这些事情，难免出现不公正不公平问题，经常有人因此大吵大闹。母亲对此表现平静，她认为，一碗水想端平未必能端平，何必去较真计较，只要大差不差，就过去算了。

母亲向来与世不争。无论是生产上评先评模，还是利益上有争取机会，她总是不争不抢拱手相让。她常说，是别人的争不来，是自己的抢不走，争着抢着没啥意思，咱不能为名为利活着。

母亲行善但不张扬。过去家里穷，她本着穷时光穷过不求人。后来经济条件改善了，衣食无忧了，她常挂怜几家穷亲戚、穷邻居，没多有少进行接济；有人找上门来借钱借物，她绝不会让人空手而归；听说哪里遭灾了，政府组织捐助了，她自己积极捐款捐物，还鼓动我们捐助。在东沟时，我们家住在公路旁，常常会有人找上门来，走路渴了，要方便了，车坏了借工具了，母亲都会不厌其烦地提供方便。她说，行的善心得安。她以朴素善良之举，赢得人们对她的好感与敬重。

母亲低调平和实诚。过去，家里因为没有劳力，母亲遭过白眼，受过责难。后来子女都工作了，家景好转了，我在市里还担任了领导工作，母亲对此却看得很淡。该种她的地还种她的地，在农忙时，我照样要回去跟着她去收庄稼去犁地去打场。她晚年最挂念的子女是我。经常叮嘱我：国家饭碗不好端，做工作干事情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不能为了私事坏了公事。母亲从未受人请托给我揽过闲、说过事。母亲待人不分贵贱都能平和相处。她待人友善，邻里和睦，从不会说话气盛、站高岗儿，因些琐事与人争执口角。凡是与母亲打过交道的人，都评价她和蔼可亲，处事实诚，没有一点架子，是可以依赖的好邻居、好伙伴。

母亲生活节俭朴素。我们小的时候，国穷家也穷。有饭我们先吃，她常常吃子女们剩下的残汤剩饭；有布我们穿新衣，生怕我们出门比不上人家孩子，而自己对吃穿从不讲究。她从小在苦难的环境里边长大，养成了省吃俭用的习惯。她说，一天省一口，一年省一斗。我心里清楚，我们家里修房盖屋的钱和粮，都是父母亲嘴上省下来的。我从小就知道母亲是不吃肉，不吃鸡蛋的。直到她年逾花甲，子女们成家立业了，家里的事情办完了，她才开始吃起鸡蛋吃起肉来。

母亲啊母亲，在您的心里，只有子女，只有别人，唯独没有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