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云和

1942年5月，民国浙江省政府迁驻云和，以云和县治为临时省会，历时3年零4个月。云和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心，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方”。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铭记这段历史，弘扬云和抗战文化，县史志办、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云和抗战历史纪录片《烽火云和》。为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云和抗战史，本报特刊出由青年作家练云伟担任总撰稿的《烽火云和》剧本———

1937年9月26日，举世瞩目的钱塘江大桥通过了第一列火车。89天后，大桥总设计师茅以升主持点燃了预埋在14号桥墩中的炸药包。瞬间，五孔钢梁重重地砸向浩浩荡荡的钱塘江，激起冲天的巨浪……那一刻，茅以升像亲手掐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悲痛欲绝，立下“不复原桥不丈夫”的誓言。

日寇在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后，纵马向南，妄想亡我中华。为阻止日寇继续南侵，国民党政府把刚刚通车的大桥炸毁。89天时间里，经过钱塘江大桥运输的军用物资数以万吨计，上百万军民通过大桥安全撤离。

第二天，杭州沦陷。

与茅以升一样悲痛欲绝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民国浙江省政府主席、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新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站在钱塘江南岸，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黄绍竑掩面而泣。随后，他带着省政府庞大的机构，迁治永康方岩，开始了为期8年的流亡生活。

1942年5月，日军大举进犯浙赣路，永康告急，省政府迁松阳，衢州、龙游失守后改迁云和，以云和县治为临时省会，历时3年零4个月。山城云和，瞬间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心，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方”……

上篇：浴血

山城云和，四面环山，深处洞宫山脉福地，易守难攻。民国浙江省政府迁入之前，县城人口仅有3000多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省财政厅、建设厅、民政厅、保安处等70余家行政单位、39个军警机构和34家工商企业迁入后，云和县城人口骤增至2万人！

一夜之间，小小山城人满为患，祠堂庙宇被用作办公处所，驻地民房挤满员工和家属，灰铺凉亭也住着避难的人，粮食、蔬菜供应面临巨大困难，省政府拨出15万元建立示范农场，种植蔬菜，供应机关和市场。进驻云和不久，省政府成立“战时民伕运输大队”，挑运粮食、食盐，疏散机关财物，为过境军政人员挑行李、抬轿子，接送伤病官兵，修复公路，修建营房，构筑城防工事……伕役种类繁多，民伕们忍饿挨冻，鸩形鹄面，命运悲惨。赤石区署还成立“军民合作站”，专司“招呼过境军队”，为其筹措粮食、船只和代办膳宿，名为“代借”、“代购”、“代雇”，实则有借无还，代购无款、代雇白劳。

除法定赋税外，名目繁多的临时税捐接踵而来。《浙江日报》曾刊发社论《乡镇公粮平议》，文中惊呼：“抗战以来，民众负担确实过重。”

金兰会战、衢州会战后，日寇窜扰浙东南。1942年6月24日，日军占领丽水。奈良支队二大队日军随即向云和方向进攻，企图占领临时省会云和，沿途受到国军暂32师、浙保三团、四团的誓死阻击，战斗异常激烈。最后，日军放弃了从大港头方向进攻云和的计划，直窜松阳，与由龙游南犯遂昌的原田旅团汇合。

8月2日，松阳失陷。

日寇又重新燃起了占领云和的幻想。8月3，日军出动一千余人，向云和与松阳交界的方山岭、桅树坳、山望排一线发起进攻，战线长达20多公里。刹那间，日军猛烈的炮火像蝗虫一样飞向方山岭，并出动飞机向方山岭一线守军浙江保安三团阵地密集投掷炸弹。

山望排村东面二里处，有一个叫“鸡公骑坳”的山坳，海拔仅400余米，是云和至松阳古道的必经之处。因地势低矮，日军试图从“鸡公骑坳”突破，向云和进发，“鸡公骑坳”成了方山岭战役的主战场。在敌人的炮火下，“鸡公骑坳”一片火海，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浓烟滚滚，三团官兵依靠战壕、掩体顽强抗敌，用步枪、手榴弹与敌人的飞机、大炮较量，附近村民也赶来参与抢救伤员、搬运弹药。就在浙保三团弹尽粮绝准备撤退时，国军21师师长罗君彤率部前来支援，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军民同仇敌忾，终于击退了日军。

方山岭战役的枪声已经远去，但70多年来，日军的死伤人数一直是个迷。《松阳县军事志》记载为“歼敌甚众”，《黄绍竑回忆录》仅是一笔带过，说“皆为我军所阻”，日本国战史丛书《昭和十七、十八年支那派遣军》一书记载：“松阳作战战死33人、战伤53人、战病219人”。

国军也伤亡惨重，一位姓杨的连长以身殉国，如今在方山岭村，尚存杨连长坟墓，每年清明，附近村民都会自发前来祭奠。

文史专家用“小战役，定大局”来评价这场战斗。方山岭大捷，保卫了省会云和，日寇的铁蹄终未踏进云和的土地！

方山岭战役后，日军露出狰狞面目，在松阳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制造了惨绝人寰、触目惊心的“万人坑”惨案。1942年8月26、27日拂晓，三架日机在云和县城上空盘旋，轰炸云和盆地。奇怪的的是，这些炸弹穿墙入地，竟然一个也没有爆炸，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日寇投下的细菌弹！

9月份开始，云和城乡出现鼠类反常的怪现象，有的老鼠白天在梁上爬行，爬着爬着，突然跌下死了；有的刚从洞里钻出来，一到洞口就死在洞旁；有的爬向阴沟喝水，一头栽下死在沟里；有的爬到砚台喝水，竟横尸砚台上。更为怪异的是，成千上万只老鼠由大鼠领路，排成长龙，翻过公路，越过田野，向山中逃命。

不久，云和城郊发生鼠疫，村民接二连三地发病死亡，省会云和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让人窒息。《东南日报》、《浙江日报》等各大报刊连续刊发10多篇新闻报道鼠疫，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组建“防疫委员会”，采取检验研究、诊疗注射、交通管制、实施检疫、封锁疫区、隔离治疗等一系列措施。

然而，这些措施却无法阻止鼠疫的蔓延。接着，石塘发生了炭疽病，高胥发生了痢疾！疫情以迅雷之势向城乡各地传播！位于前街的“廖和丰”是云和的老字号商店，店主一家11口含恨死在楼上，连尸体也无人收拾。凡与病家接触者，无不传染丧命，一度繁华的老街人迹罕至，成了恐怖的“鬼街”！

1945年夏，云和上空突然掉下棉花、糖果、饼干、玩具等物品，群众纷纷捡拾。殊不知，这是日机投掷的含有鼠疫菌的物品。贵溪、长田、小徐、局村、石塘、梅源、赤石等乡镇，疫情顿成燎原之势！当年浙江省防疫站统计资料显示：1942—1945年，云和全县发生鼠疫、痢疾病点183处，患病者2740人，死亡1045人。

面对来势汹汹鼠疫、痢疾、霍乱、炭疽疫情，省、县当局举手无措、惊恐万状，各厅处纷纷搬迁，走为上策。云和县长潘一尘，准备火烧云和城，以彻底消灭疫病。后因《浙江日报》刊发了《救救云和民众》的短文，潘一尘才打消了“火烧云和城”的计划。

当年，云和人对鼠疫一无所知，以为是天灾，称之为“老鼠瘟”。应邀到云和协导防治鼠疫的中央卫生署奥地利鼠疫专家伯力士博士认为，这是从庆元传过来的自然疫病，这一结论成了云和鼠疫疫源的唯一依据，而真相一直蒙着一层面纱。为了查清日军在云和实施细菌战这段历史，一位叫张益清的云和老人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历时20年，调查日寇在云和发动的细菌战。

“红色跳蚤”，成为解开谜底的关键！

1943年12月13日，《东南日报》一篇报道写到云和鼠疫，“红色跳蚤”一说引起了张益清的注意，因为在当时的国内细菌战地区和省内宁波、衢州等地也发现了“红色跳蚤”。张益清询问了许多知情者、亲历者，证实当时确实在受害者身上发现“红色跳蚤”，而在细菌战发生之前，这种跳蚤云和人从未见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昆虫博物馆》等权威书籍中均有跳蚤颜色和形状的详细记载，唯独找不到“红色跳蚤”的有关内容。张益清又调查了庆元鼠疫媒介虫跳蚤图样，查实庆元并未发现过红色的跳蚤，两地鼠疫媒介并非同种，伯力士关于“云和鼠疫是从庆元传过来的自然疫病”的结论站不住脚。

2013年11月，年已八旬的张益清出版了《细菌战调查纪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了这本书，馆长朱成山表示，侵华日军对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罪行至今没有明确的道歉和赔偿，我们需要有更多像张益清这样的人不断推进历史研究，为受害者呐喊、申冤。

1942年12月的一天，群山环抱的庆元县下际村下起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整个村庄白茫茫一片。原余姚政工队队长、省政府参议员郭静唐，带着一位身穿青灰色哔叽长衫、面容憔悴的中年人，敲开了浙江省第二儿童保育院的大门。

“二院”的院长戚铮音是地下党员，她是郭静唐的同乡。1939年9月，“二院”进驻云和县河上村妙严寺，戚铮音带领27位教职员工搭建了一些简易院舍，置办了课桌、被服，先后接收400多名来自浙东沦陷区的难童和抗日战士子弟。

“二院”教师大多是抗日进步青年，也有地下共产党员，政治觉悟较高，他们既当老师，又当母亲，肩负教育和保育双重任务。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没有了老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

我要打倒它。

打倒它，才能够回到老家；

打倒它，才能够看见爸爸妈妈；

打倒它，才能够建立新中华。

每天清晨，宏亮的《保育院歌》回荡在妙严寺上空，悲壮的歌声，激起了院童的家乡愁、民族恨，在孩子们幼小的心里播下革命种子。

“皖南事变”后，“二院”成为从各地转移来的、“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上饶集中营越狱逃出来的战友们的政治避难所，被同志们誉为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小岛”。戚铮音在没有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主动掩护20多名党员。国民党顽固派嗅到了气息，派特务听课，清粮封仓，对“二院”进行种种刁难。1941年2月，“二院”被迫迁到产粮区松阳赤岸村，松阳告急，撤至龙泉小梅竹舟村，龙泉危急，迁至闽北松溪大埔村，后又迁到庆元下际村，行程300多公里，全程徒步，历尽艰险！因院童年幼，“二院”迁徙被誉为“小长征”。

夜深入静时，郭静唐告诉戚铮音，他带来的中年人就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鲁迅的亲密战友冯雪峰同志。“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捕，关在上饶集中营，化名冯福春，后经党组织设法营救才脱离虎口。戚铮音听了介绍，惊讶万分，对冯雪峰肃然起敬。

1943年初，时局已趋平稳，“二院”迁回云和，当时河上村妙严寺旧址已由从碧湖搬迁过来的“一院”使用，“二院”就借用已停产的小顺“浙铁总厂”作院舍。冯雪峰也随院来到小顺，为了更好地掩护和照顾冯雪峰，戚铮音把冯雪峰的妻子和三个儿女从义乌老家接到小顺。冯雪峰住所周围古木参天，环境优美，既隐蔽又清静，他一边养伤，一边写作，完成了杂文集《乡风与市风》的创作，并帮助编辑《浙江妇女》周刊。

1943年5月，戚铮音身份暴露，上级命令她转移。她争取到去重庆保育总会述职的机会，带着以二院教师身份为掩护的冯雪峰，搭乘一辆便车直奔桂林，再辗转奔波来到重庆中共南方局。

下篇：重生

省会在云和，使云和成为浙江抗战的“大本营”和“后方基地”，而浙江铁工厂，在浙江抗战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早在上海沦陷，杭州危在旦夕时，黄绍竑洞察局势，在易守难攻的小顺开始兴建浙江铁工厂，专门生产步枪、机枪、子弹和手榴弹。军工人才从各地汇聚小顺，小顺村一下子涌进一千多人，整个村庄沸腾了，连空气都变得滚烫。

1939年4月3日，浙铁厂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由黄绍竑陪同到铁工厂视察，并在工厂食堂向全厂职工发表了抗日演讲。他说：“工人二字合起来，就是天字，工人阶级是顶天立地、创造世界的。只有我们工人才能把一块块废铁制造成机器、枪支弹药和飞机大炮，谁也没有像你们工人这样伟大!”演讲历时近两个小时，多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

一个月后，“浙铁”诞生了中共第一个党支部，继而发展到了三个党支部。1940年2月，建立了中共“浙铁”委员会。后来，那些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浙铁”共产党员们，有的来到皖南参加新四军，有的参加敌后根据地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短短几年时间，浙江铁工厂迅速发展壮大，增设了大港头、玉溪、石塘三个分厂，工人从一千多人发展到四千多人，机器从二三十台增加到一千多台，到了1942年，每月生产1千多支步枪、50多挺轻机枪，6万多颗手榴弹、枪榴弹，不仅满足了浙江省抗战需要，而且外销到了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甘肃，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年多后，67岁高龄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率海外侨胞慰问团，跋山涉水来到小顺。在周恩来演讲的地方，陈嘉庚向工人们介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延安的新气象，要求国共两党竭诚合作，一致抗日，希望工人们多生产武器，支援前方，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942年夏，在日军逼近大港头、剑指云和时，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下令，将分设在大港头、玉溪、石塘、小顺的浙江省铁工厂立即炸毁，以免资敌。

眼看这个在炮火中诞生的英雄兵工厂就要被炸毁了，黄绍竑极为不舍，他一边调动部队防卫日军，一边与顾祝同磋商，以愿承担“资敌”之责，保住了小顺的“浙铁总厂”，其他三个分厂在一阵爆炸声中，成为一片废墟……

在小顺“浙铁总厂”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一批来自杭州、上海、无锡、武汉等地的中共党员、进步文化人士、爱国青年汇集云和，与国民党政府、军队中的爱国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时间，驻地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爱国热潮极为高涨。

社会各界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建立，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集镇、乡村的土墙上绘制了大幅抗日图画、标语，《放下你的鞭子》、《黄河大合唱》、《日出》、《雷雨》、《升官图》等抗日救亡节目和大型现代话剧轮番上演，《东南日报》、《正报》、《浙江日报》、《浙江妇女周刊》、《云和报》等新闻机构，纷纷出版抗日书刊。

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穿越敌人的封锁，汇集云和，踊跃参军，奔赴前线，奋勇杀敌。王心白等18位回乡知识青年自发组织“战地服务队”，义务开展防空疏散、调运蔬菜供应市场等工作。为了教育民众，他们还在“文昌阁”门厅建立“忠烈祠”，陈列抗日阵亡将士灵位。中央航空七队青年飞行员杨溥土(又名厚艮)，是云和霞晓桥村人，1939年9月，杨溥土驾机在上海闵行上空与日机殊死搏斗，最后壮烈牺牲。他的英雄事迹在家乡传开后，乡亲们成群结队来到“忠烈祠”，祭拜这位云和人民的好儿子。

1945年春节，云和各界组织筹备会，发动民众捐款捐物，支援抗战。黄绍竑率先捐款一万元，在他的带动下，云和民众节衣缩食，纷纷捐赠猪肉、黄酒、年糕、青菜、鸡鸭、奎宁丸等实物，价值100多万元，慰劳驻云部队的22个单位。

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云和作了临时省会，增加了当地人民许多的负担，但同时也助长它很多的进步。”一批工厂随省政府迁址云和，云和这片工业处女地，瞬间成为浙江省的“后方工业区”。

那时，云和的照明主要依靠煤油灯、清油灯。为结束“后方基地”的无电历史，1943年，省建设厅在云和瓦窑村试办水电厂，由浙江铁工厂设计、制造发电机械，并修建“惠云渠”，从城郊引来溪水，既可发电，又可灌溉6000多亩农田。水电厂装机一台40千瓦，是当时浙江省境内容量最大的一座水电厂。夜幕降临时，3000多盏电灯陆续点亮，小小云和城灯火通明。省政府还在瓦窑村建造了民族复兴馆和以黄绍竑别名“季宽”命名的游泳池，黄绍竑就在复兴馆内工作和生活。

应黄绍竑之邀，辛亥革命重要人物、曾任浙江省督军兼省长的吕公望先生跟随省政府迁云，在赤石创办了“浙江省难民工厂”。工厂总办事处设在赤石耶稣堂内，下设纺织厂、炼油厂、榨油厂、电灯厂、碾米厂、酱油厂、铁工厂、肥皂厂、柴炭场、手车队、船泊队、豆腐厂、畜牧场、农场等大小十九个单位。从日本深造归国的富阳人陈庆堂先生，利用云和“孔庙”创建了浙江省染织厂，全厂共有工人400余人，月产棉布六百余尺，卫生衣裤千余套。

当时，敌人重重封锁，外来物资极端困难，吕公望、陈庆堂等人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开发山区，以工代赈，不但解决了难民就业，而且带来了山区的经济繁荣，为省政府解决了后顾之忧。

尽管政府流亡，但不能荒废了文化教育。在各界人士的关注与努力下，浙江省通志馆、省立英士大学、省立处州民教馆、晓声学园、建国小学、建国中学等一批文化单位、学校迁入云和，为云和营造了浓厚教育氛围，植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1943年8月16日，浙江省通志馆正式启用印信，应黄绍竑之邀，余绍宋出任馆长。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著名法学家、书画家、诗人和地方志专家隐居云和近郊大坪村，在资料、书籍、纸张、交通、邮电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迅速组成浙江史料通讯网，在浙东、浙西各设办事处，向各县特聘编辑和访员，开始重修中断了200多年的浙江通志。

1983年，浙江省图书馆誊录影印出版的《重修浙江省通志稿》，正是余绍宋在大坪苦心经营的重大成果，在浙江修志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余绍宋擅长山水画，自成一家。他在大坪任职时，创作了一幅山水画，画上题词“泉声似鸣咽，鸟语亦低回！”目睹国土沦丧，人民惨遭屠杀，画家的悲愤心情跃然纸上。

与余绍宋先生一样忧国忧民的还有中国画坛另一位泰斗———潘天寿先生。潘天寿随迁云和后，住在云和县城一座规模宏大的清代建筑叶家厅，任教于离县城30多里的小顺英士大学。叶家厅的宁静与厚重，小顺的精致与精美，让潘天寿文思泉涌，创作了大量的书画作品。“草长佛头青，上空春寂寂；一雨又如烟，湿云和露滴。”他在《兰竹石》上题写的五言绝句，与余绍宋的“泉声似鸣咽，鸟语亦低回”实为异曲同工，国难深重、民生凋敝，让两位大师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当时，小小云和可谓名人汇集。唐文粹、杭苇、陈怀白、俞子夷等教育家，在这里教书育人；吴逸亭、顾西林、贵畹兰、吴梅珍等音乐家，在这里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钟声终于敲响。9月的一个清晨，黄绍竑站在公馆前，深情地注视着脚下这片土地许久，然后取下礼帽，深深地鞠了一躬，悄悄离开生活了3年零4个月的云和，返回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