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清影

多年以后，通过零星资料、故老闲话，特别是一本薄薄的《警堂杂记》，我慢慢地勾勒或者是忖度出了李警堂先生的大致轮廓。

轮廓，只能是轮廓。对于一个经历过晚清、民国和新社会的前辈来说，他的阅历、品格、事功、风神很难被一个晚生所追摹和尽悉。

还是想力图接近真实。去年春，特意到李椿甲先生家中，见到了一帧瓷制的《警堂夫子玉照》，是学生武靖洲敬赠的，应当拍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警堂先生五十岁左右的写照，儒雅恂谨，目光和煦。还有一张画像，是1994年元月，74岁的学生庄智宜追画的，题曰《为爱国学者、乡村教育家李警堂先生造像》。

我以为，这一张画像最传神。画面中，先生站立正中，着一灰青长衫，脚穿尖口布鞋，右手执书，左手扶镜，头微向左前倾，似乎正在向学生发问。面色和蔼可亲，带有笑意，颇有讲台授课，布施春风之态。

证之于县一高王同社老师，王老师拿着手机，看着图片，端详有时，摇着花白的头说：“不像，不像……”

彼时，王老师正是十四、五岁的一中学生，警堂先生年逾七旬，发白齿豁，形态老迈，已无复往昔神采。

“老李校长老爱看戏了，东关赶会，他总坐在台下，看到散场。爱好文艺，当时咱一中的学生组成的宣传队，编演的戏剧在全县相当有名。”王老师接着回忆说。

年久事远，能够亲炙警堂先生的人也寥寥无几了。但是有一种探究的冲动，时时激荡在内心。《嵩县乡土地理志》已打印上传，《警堂杂记》就摆在案头，连同载有回忆先生文字的《嵩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一、第三期，手头就这么多资料。我试着编撰了数千字的《李警堂先生年谱》，力图还原一代先贤的人生踪迹，从中理顺一个时代特别是乡土教育的变迁，看看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在偏乡僻壤上的坚守和挣扎。

其余的采访和探问都可能是只鳞片爪，难以概括全貌。好在还有一本《警堂杂记》，是先生在1957至1958年间，晚年自叙的一生行述、主要事件和诗文收辑。这里面，无粉饰造作，多直抒胸臆，是了解其人其事的珍贵资料。特别是人到暮年，铅华洗尽，回顾来路，有一份积淀而后的澄澈和清明，于人于己，去枝除蔓，剩下的是行路的沧桑和感喟，是人生的荣光和沉重，是心灵的坚守和挫跌，无奈多于激切，坎壈多于顺遂，自失多于自得。

1960年12月26日，李警堂先生病逝于嵩县一中，终年79岁。

当他瘦矍挺拔的身影在地平线消失之后，嵩县自晚清科举、民国新学乃至建国后教育开创的一个时代结束，一扇见证了嵩县乡土教育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大门悄然关闭——

谁复顾清影，低回尘寰中？

慢

从前慢。

一粒谷物从播种到成熟，不择石坡山地、红土黄壤，历经风霜雨雪、蚁噬虫咬，可能长得粗笨欹斜，总归圆满了一个生命残酷的周期。一株幼苗生长在山林之中，没有一只手芟除四周侵凌的野草，没有一个阵风吹开当顶的阴翳，它必须在夹缝中成长，争取属于自己的一滴水、一缕光、一个空间。

而光阴也在头顶冷漠的天幕上慢慢游走，静静地看着世间万物生灭荣枯，一条山路行走半天，一圈磨道拉到黄昏……

警堂先生也是这样子的“慢”。

求学慢。10岁才发蒙上学，读些《三字经》之类的村童教材，因不解其义，常常感到无趣，不如割草放牛自在随意，处于上学与不上之间，也是村间一顽童。父母常以“让他到深山打柴过活”警戒他。15岁时，逐渐长大，很直观的感觉是高、曾、祖三代生活在纸房镇马驹岭贫瘠的山岭上，业农为生，贫困穷苦，可是他的父亲李耀西，仅只是上了五年学，能识字，会经商，家业就开始小康起来。于是有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树立了发奋识字认书的志向。从15岁到24岁，学习四书五经，各类科考篇目，积攒下科举应试的本钱。这中间18岁到20岁三年间，还因父亲去世，应对家庭杂务辍学3年。24岁经府院考试录为秀才。翌年擢优贡，随即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投考洛阳河郡中学被录取。25岁到28岁，在新式中学读书3年，直到29岁才毕业，将届而立之年，才算谋到人生糊口的“教书匠”职业。

从教慢。从29岁到79岁的50年教书生涯中，除渑池小学、新安小学、巩县黑石关蚕校、合峪小学、纸房马石沟小学短暂时间外，大部分时间在汝川小学（7年）、县立小学（8年半）、嵩英中学（12年）、嵩县一中（11年）。干的都是普通教师，教的是国文、地理学科，也当过官，不过是县立小学校长，嵩英中学训育主任、教导主任，嵩县一中副校长。一生从教都在乡野僻壤，在万山丛中打转转。只要校董、学生家长认可就在一个地方蹲住、扎根，除了不得已的人情或没办法的天灾人祸，绝不挪窝。青壮年时期，奔波外县及车村、合峪等地，一袭长衫，一肩书囊，在三尺讲台上舌耕笔耕，在悠悠山道上步履匆匆。晚年住在嵩县一中，虽不能教课，仍关心师生，心系教学。他一生50年的从教时光，也是这样慢慢磨出来的。

弘道慢。忧心时局，关注民生，一直在做着教书育人外开发民智、挽救时局的工作。年轻时，辛亥革命后，他率先在嵩县剪掉发辫；在汝川小学任教，编写《武昌起义》剧本，宣传三民主义及孙文学说，代车村放足会拟布告，宣传女子缠足的危害；在嵩英中学，适值全面禁吸大烟，编写《烟鬼的来路》、《劝戒烟戒赌》等剧本，四处呼吁烟赌之害。抗战中，为学生讲解《出师表》、岳飞《满江红》、文天祥《正气歌》，编写抗日话剧，激发爱国热情，号召全民抗战，消灭日本侵略者；建国后，围绕剿匪反霸、抗美援朝等，编写剧本，组织县一中宣传队到全县各地巡回演出。总之，他不仅把自己当作教书匠，更多的把教育扩展到社会层面，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始终如一的做着弘道救时、忧国忧民的大事业。这份“慢”，更多的是一份坚守和志操。

子嗣也慢。警堂先生子息艰难，52岁那年，一胎生双胞，一男一女，儿子至次年殇。伤心之余，作《哭子诗》：“……天心偏好妒,不容人有私。我心痛儿切，儿竟与我辞。嗟嗟余德薄，不禁双泪垂……架上衣尚在，益令神魂驰。对镜看颜面，自觉鬓毛衰。茫茫身与世，后事付与谁。”直到60岁时，才生下儿子李椿甲先生，更巧的是父子竟是同日同时出生，警堂先生喜不自胜，在《六十生日有感》中写道：“兹适杖乡蚌出海，衔来珠粒放奇光。”虽老来得子，毕竟桑榆已晚，64岁时，因为“暮年得子，恐一旦不虞，后事无人料理”，还自拟了墓志铭。

就是际遇上的这份“慢”，打磨了他，造就了他，夯实了他，也成就了他的高寿和淡泊。而今，做事的，想一蹴而就；求学的，想一夕成名；经商的，想一夜暴富；做官的，想一步登天。

于是，在看多了别人和自己的蹉跎曲折之后，我们怀念那些“从前慢”。

痴

1940年，警堂先生的数百名学生倡议立碑于县城外东关村大路旁，为一座四面碑，正面介绍警堂先生简历、生平教绩，其余三面为集资学生姓名。碑上有顶盖，四角有铃，风吹铃响，悠扬清亮，颇合先生大名——振铎教化之意。这些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军界、政界、商界，还有一些没有出名的微末之人，大家共同发愿，以此来感谢他数十年来呕心沥血、培育桃李的盛德。

陈景溪此前赋诗一首来赞颂警堂先生：“……美哉我友李夫子，一生精力如铁坚。自清迄今四十载，专门教育砚磨穿。有始有卒志矻矻，无冬无夏总乾乾。夜寐夙兴无其数，唇焦舌燥不计年。苦心孤诣可泣鬼，竭智尽诚自动天。……三千桃李争耀彩,陆离瑰奇洁无边。碑亭巍峨忽鼎立，大名彪炳如日悬。吁嗟值兹晚近日，孰如先生道艺全。但愿天赐无疆寿，春光常在月常圆。”

警堂先生作《答陈景溪贺竖碑诗》道——

七峰山左李警堂，碌碌与世无短长。

发已白兮齿已豁，犹自埋首在课堂。

性拘惟知守规律，才短不敢露锋芒。

守身若惧玉有玷，教书未恐语不详。

书非教科不常读，事遇艰难必亲尝。

穷年孜孜不惜力，镇日劳劳不怕忙。

不贪名利不慕势，诱掖后进具热肠。

尽心尽力事所事，夙兴夜寐莫敢遑。

生徒有过便直责，过而能改喜欲狂。

生徒有灾便忧惧，福必同享祸同防。

居心只知成人美，那计浮名身后扬。

不意前后同学们，谓我劳绩不能忘。

共同筹资竖碑碣，谬将教泽代表彰。

期为后生树榜样，俾各努力莫徬徨。

东郭碑亭巍然在，亭亭直立周道旁。

过客不知此真相，或谓此老堪流芳。

其实此老似鸠拙，暮景侵寻时感伤。

感伤一生无成就，犹自愧悔莫敢当!

我相信，那时的警堂先生确实达到了一个教师个人荣誉的顶峰。凡是育人者，能得到这份来自生徒的感恩和爱戴，将是人生莫大的荣耀。亭亭石碑，直立周道，四方过客，无不欣慕。在嵩县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无权无势的教师有过此等荣光。

我更相信，那时的警堂先生在欣喜之余，更多想到的是执业的艰辛和坎坷，是为师者的职责和操行。这份谦虚和自抑正是他献身教育、份所应当、乐在其中的内心写照。

民国时期，镇嵩军在家乡声名大振，有血性的、有知识的嵩县青年多投身军中，借此走出山乡、光宗耀祖。当时与警堂先生同为清末贡生的李宾阳在镇嵩军中任军需处长兼陕西省财政厅厅长，力邀先生弃教从戎，赴陕西出任参赞军机，但被先生拒绝了。他说：“居官是个人荣耀，财富系一家享受，教育则是为国家培养人材。”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份从教的痴迷和热爱。

当清朝末年，嵩县的教育极为落后，除县城书院街的伊川书院外，散处于乡间的私塾、义学和社学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僻野乡间绝大多数的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伊川书院改为嵩县高等小学堂，全县明令撤义学、私塾和社学，建立初等小学堂，以便为高小输送新生。新学堂逐渐普及，倍感师资缺乏。警堂先生在巩义任教时，虽然待遇优厚，但看到家乡教育现状，毅然受邀回乡，担任县立小学校长。从此扎根乡土，终身负轭不辍。

因为警堂先生是秀才出身，古文造诣很深，加之受过新学教育，成为当时嵩县不可多得的师资人才。他审定校规，严明校纪，持之以恒，作则垂范。所教课程多为国文和史地课。对历史掌故，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教地理面向学生，教鞭指向背后地图，能准确无误。更可贵的是他非常重视乡土地理教育，这在当时乃至现在，仍不失为一大创举。在教学实践中，他体会到旧教材有“忽近图远，遗小而务大”的弊端，认为“各学校的地理一科，多就坊间印出的成本，照葫芦画瓢去讲授，由京都而京外，先中国后世界。虽然把京、沪、杭说得多么重要，然学生除了生长在京、沪、杭之外，其余仍是听天书，茫然摸不着一点头绪。……想图补救,非于未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之前，另添教材不可。要添教材非从儿童眼所亲见，耳所常闻的地方下手不可。儿童生长某乡，对于某乡地名、物名，见闻必熟，就其已见，引起所未见，因其所已闻，就其所未闻，自然容易见效，这是历年来教授地理得到的经验。”

于是他除自己遍游嵩县实地考察外，又将调查本乡本土的责任，委托县师学生利用假期，分别返乡整理，二者互相参照成书。从1931年到1932年利用2年时间编成了《嵩县乡土地理参考书》，该书于1933年印成，书内绘制了《嵩县地图》、《嵩县各里分图》，共分四编，有总说、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分区地方志，对当时嵩县及各里的山川、河流、物产、风俗、名胜等等做了详细的介绍，受到了学生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并得到省教育厅表彰奖励。时至今日，《嵩县乡土地理参考书》仍不失为了解民国时期嵩县风貌的珍贵资料。

警堂先生为人严谨勤奋，一丝不苟。1942年在嵩英中学任教期间，学生杨保钧因国文考试差一分不及格，恳请先生照顾及格。先生不仅拒绝还严厉批评了他。杨保钧怀恨在心，把先生的老花镜偷出砸碎，并数次带手枪到门前伺机报复，后因先生害疮卧床不起数月，未出家门，才得以幸免。先生晚年《病中杂感》写道：“作事好彻底，讲学必搜根。纵然听藐藐，我仍诲谆谆。恶恶概从短，不分疏与亲。善善概从长，那计仇与恩。”

在日寇侵嵩期间，嵩英中学停办后，他还在纸房马石沟开设学校讲课。解放后，他接受新社会共产党的教育政策，积极倡议，奔走操劳，组建嵩县一中，为学校的创办付出了极大心血。对教育的挚爱与痴迷，伴随了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仍未离开学校，以七旬之身，魂系校园。他恨自己耳背，听不清别人讲话，怨自己老迈，参加不了学校组织的活动。为自己享受新社会的尊重，不能尽力而愧疚。

解放后，官、绅、富、豪的歌功颂德碑都被推倒在地，唯有李警堂先生的师德碑屹然挺立。1950年3月，做滩工人拆毁碑顶，被申饬照旧安上。一直未予安上，很不雅观。1955年，先生斟酌再三，重建既不需要，残存更不适宜。决定找一中师生拆掉，四面碑搬回学校使用，架设在校门外河沟上，作为桥梁使用，供师生行走方便。李丙寅校长认为碑上有警堂先生教学事迹，学生来往践踏很不尊重。最终这四块碑放置在一中校园内空闲地方，成为了师生课余谈心的座石。

1951年，警堂先生作《七十自寿感言》诗：

花甲匆匆满十年，古稀报到顿茫然。

方忧聋聩失功用，所幸精神尚健全。

未溯逆流掀骇浪，仍乘顺水渡游船。

教育终身余何羡？此中快乐向谁传！

“教育终身余何羡？此中快乐向谁传”，一生的痴迷，成就了为人师者无可言喻的快乐。而今，这份快乐随着时代的变迁，已变得支离破碎，成为世间罕物。

愚

1945年，警堂先生64岁时，曾自拟墓志铭。铭曰：

“君材质庸庸，性行陉陉。大德不踰，细行必矜。行不巧言，言必由衷。肠热似火，语冷似冰。拙于应世，疏于谋生。心不滥用，乐育群英。衣钵相传，后进所宗。综君一生，互有纯疵。纯惟一直，疵惟一痴。嗟嗟痴者多愚，愚则受欺。痴者多迂，迂则受讥。世情尚假，君独认真。直者招怨，假者市恩，愚一。公事公办，一尘不染，利为人得，功为人掩，愚二。待遇亲故用情厚，自不负人，终为人负。愚三。施教惟勤，舍己芸人，得不偿失，徒自劳神，迂一。世故不明，率性迳行，方枘圆凿，势不相容，迂二。君有三不为，乃误事之媒：卑污苟贱不屑为，作奸犯科不敢为，瞒心昧己不忍为，这是三不为。世有三不要，乃处世之道：媚权丧检是不要脸，有利有功、破死去争是不要命，伤天害理、只求利己是不要良心，这是三不要。君取舍颠倒，徒自遗笑，迂三。三愚、三迂，受欺受讥。君岂不知，只因本性难移，只好听之，任人讥刺。”

到底是文人，“百无一用是书生”，大凡文人都有愚直的一面，其性也憨，其行也拙，在社会上踫壁多，挫折多，不为常人所理解。虚名原可承受，实祸势必椎心，晚年回思，警堂先生惜墨如金，只道出了心中苦闷，并没有过多对人对事的揭露。

刚从教时，在渑池小学因为督学听课讲评，指出校长赵逢辛年老才庸，教员李振铎讲解明晰。无端被校长父子忌恨相疑，只好一走了之。

在嵩英中学任教期间，因学生多为贵族子弟，难以管教。他秉一视同仁之念，执纪过严，几遭不测。一次，校长李宾阳之子与豪绅之子李庚午因争一个篮球相斗，拔枪相对，被先生发现后严厉制止。命长跪思过，继而开除学籍回家。双方家长逼迫他收回成命，然而他不为所动，坚持开除。虽然最终改为留校旁听，毕竟得罪了一些权贵，受到了很多非议和不公正待遇。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游击大队长高绍曾之子，差一分不能升级。高先托人说合，继又登门求情，警堂先生不惧权贵，依照校规，终未应允。

1941年，因时任县长齐松云擅改省府法令，改4元以上粮户出款为1元粮户出款，引起群众不满。警堂先生挺身而出，直上县府质问。被齐松云软禁政警队，进而以“犯上作乱，破坏抗战，私通共产党”为名，抓进班房。

中间也曾被人陷害，损失钱财。旧社会，无论教师多么有名望，菲薄的薪金是难以养家糊口的，为此警堂先生家里一直种着地，聊以补薪水之缺。嵩县解放后，1948年因种地过量，出不起公粮，警堂先生找区长请示解决办法。区长把一块地作为公地，免除进粮之累。从此，先生不贪多种地了。即使建国后，国家对他优厚有加，工资收入相比其他教师较高，他家庭也不算富裕。李椿甲先生回忆说，父亲去世后，仅留下三间房屋和几百元公债劵。

警堂先生对待钱物，严于取与，非份之得，不沾丝毫。解放前，他的学生走出大山，在各地军、政、学界任职颇多，生活再困难，他没有向学生索取任何酬谢。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夏，与门生曹钧石共进晚餐，饭桌前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曹钧石对先生说：“你有两个县长学生，去潭头（国民政府所在地）有雷福祥（字蕴吾），去县城（日伪县政府所在地）有张林圃（字儒宗）。”先生苦笑说：“我不向蕴吾讨饭吃，不去潭头。我不怕杀头，可也不敢进县城。怕张林圃喊我老师，拉我手。”短时沉默，继而以筷击桌，气愤地说：“张林圃由才子变成烟鬼，由烟鬼变成活鬼，丧失了民族气节。饿死也决不向这种人低头。”

即使到建国后的嵩县一中时期，警堂先生由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转变也经过了一个磨合时期。1949年，嵩县一中刚筹建时，他教三年级历史课，学生听课后，认为教法老套，没有新意，不愿意听。听到反映后，先生起初很生气，难以接受，最后毅然转变教法，向龚仲德等年轻教师学习，在晚年继续求变，适应形势。嵩县一中筹建及开创阶段，因为人事及其他小事，他对新形势下学校管理、用人、教学等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即使最终他选择了服从，但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当时，李丙寅校长说警堂先生：“老李校长读古书那么多，新书没有看过，只看过些报章杂志，所以知识旧而不新。因为旧的占着脑筋，旧的不去，新的很不易来。把旧的去掉才好。”先生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此话未必尽然。现在我们毛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都是新旧学识全好。你想，他们既有旧的，为什么能添来新的。可见，旧的只能吸引出新的，决不能排斥新的了。说我看新书少，学问不能新旧交融，所以新的不来还可，要说旧的不去，必须把旧的去尽，才能引来新学问来，没有这个道理。”

终其一生，把“三愚”、“三迂”坚持到底，内外如一，表里澄澈，虽迭经变动，自省自警，决不变改。也许，先生作的肖像诗能够说明这一切：“平生与君最相亲，悬君室内作伴人。好将三省劝诫我，君才是我我是君。”

李警堂先生辞世已五十五载了。

世间清影失难摹，隔代春风犹宜人。先生的文章仍在，先生的遗泽仍存，我试着以一己之见来追摹风神，“慢”中出细活，“痴”内见事功，“愚”里标风骨。古往今来，但凡认准这三字、坚守住这三字的，必能耐得住一番寂寞，禁得起一番风雨，成就出一番事业。诸君以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