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师（一）——杨序怀

一、杨序怀老师

我不是资质特别聪慧的人，记得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要我们背乘法口诀，全班大部分同学都背熟了，就我和7、8个同学没有背得，那是文革前，讲师道尊严，老师可以拿教鞭抽学生、可以罚站、可以留堂，我们几个同学都被老师打了屁股，他的鞭子是一条小手指大的竹子，抽起来特别辣痛。我们从头到尾轮流背诵乘法口诀，背不完的就被抽一鞭子，直到我的屁股留下了五条鞭痕以后，我才把乘法口诀准确无误地背诵出来。只记得那位老师姓韦，其长相与森罗殿的判官差不多，到现在我对他一点怨恨的意思也没有，反而还要深深感激他，是他让我明白读书不下苦功不行，是他让我喜欢了算术，如果不是后来“长颈鹿”摔坏了我心爱的圆珠笔(此事在拙文《越过三八线》提到)，也许后来我会选择数学。

每个人成长的道路上，总会遇上几位好老师。除了以上提到的韦老师外，第一位让我叫得出全名的好老师是杨序怀。他身材高大，圆盘脸，说话的中气很足。他的皮肤黑黝黝的，据说刚从下面的公社或者大队的小学调到县城来的，他的妻子是农民，教书之余，他还要帮妻子干许多农活，黑黝的皮肤就是太阳留给他的印记。

他任我们四年级的语文老师，我们刚刚开始学写作文，他是第一个教我们写作文的老师。凭心而论，他的作文课乏善可陈，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引导我们观察景物、描写事件和人物。因为文革时的语文课与政治课差不多，开头总是这样的：“在……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的领导下，在……的帮助下”少则三个“下”，多则七、八个“下”之后，才进入正题，不外是写一些人和事，人物也不知道如何去写，事件也写得不生动，最后喊几句口号，这篇作文也就大功告成。全班同学的作文大都是这样写的，这不怪杨老师，因为当时全国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报刊都是这样写的。杨老师的可贵之处是他批改作文的一丝不苟和讲评作文的热情奔放。

他的那支红墨水钢笔，笔头非常粗犷，画出的线条比麻绳还要粗，写下的字比蚕豆还要大。他说，谁的语言优美和句子流畅，他就会在这些文字下面画曲线，表示赞许。

他讲评作文时，洪亮浑厚的男中音，配上百分之百的乐业方言，仿佛把整个课室的瓦片掀翻。我写作文原来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因为有一次的作文用了几个词语，比如“风和日丽、春暖花开”之类，被他那支红钢笔画了线，虽然在班上没有被表扬，已经使我深深地爱上了作文。

记得有一次学了一篇怀念门合烈士的文章，杨老师要我们写读后感，我很认真地写了。讲评时，杨老师把我的作文全文朗读出来，让我这个平时在全班同学面前默默无闻的人，顷刻间成了明星，享受了那些对我不屑一顾的同学的注目礼遇。随着我的作文被杨老师朗读次数的增多，我对作文进而对语文的热情完完全全被激发出来了。我万万想不到，我这辈子竟然与语文结下不解之缘，而且还从事语文教学的工作。

直到今天，我还珍藏着一本小学时候的作文簿，那里面保留着杨老师蚕豆一般的评语和麻花式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