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门有关——也谈《鸿门宴》中的座次

古人交往讲究座次，因为它显示着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通常的规矩是，以坐北朝南为尊。帝王会见群臣，他一定是面南而坐的，因为这是一种尊贵和荣耀。

但是，在鸿门宴上，项羽的位置却是坐西朝东。司马迁着意描述了宴会上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张良面朝西的位置，看起来是在场人中地位最卑的了，不能叫“坐”而叫“侍”。

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既然此等场合，项羽、项伯的地位最高，他们为何不面南而坐，坐在范增的位置？有人说：平时是“南向”最尊，宴会时是“东向”最尊。两汉以前，“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即以面朝东座为上，他们的证据还是《鸿门宴》。有人拿顾炎武的话作证——古人之座，以东向为尊。这统统是指设宴的座礼。

还有人干脆这样解释：如果房屋是东西长而南北短，室内最尊的座次是坐西面东，次尊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最卑是坐东面西。《鸿门宴》中项羽的军营很可能就是这样东西长而南北短的形状。

甚至有人以“东家”“西宾”说事。说本来主人（东家）应该在东边陪客，把宾客让到西边；但项羽目空一切，自坐主位，说明了他的骄横自大，小视刘邦。这回答的是项羽为啥坐西面东的问题，却没有回答为什么坐西面东最尊贵的问题。

笔者认为，倘若是建宫殿，修城池，盖房子，置庭院，这些固定的建筑坐北朝南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事，最讲究灵活机变，随形就势，常常讲不了那么多的规矩。作为行军打仗临时驻扎的军营，会有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地形的状况，比如山势的走向，比如建筑的材料，比如时间的制约……这些情况，也会决定营帐建在什么地方，建成什么形状。

何处最尊？这里边还存在着一个关键，那就是——门的位置。

我们可以拿现代的礼仪来作参照。现代人宴请宾客，宾客进门后都要观察一下，一般来说，不管是在东西南北哪个方向，正对着门的那个席位肯定是最尊贵的席位，然后按长幼尊卑或职位高低依次朝两边排列，门口坐的往往是最不重要的，或者是搞服务的。这种讲究，从人们进门后入座前的相互谦让即可看出来。

毫无疑问，项羽建在新丰鸿门的这座军营，绝对是临时驻扎的营寨。并且因为项羽到得比刘邦晚，有点被动，他的这个军营也建得有点仓促，已经不能像建宫殿那样从容和讲究了。具体形状虽不可细考，但营帐的门（军门）无疑是开在东边的。你看——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披帷西向立——恰恰说明军门的位置在东边；瞋目视项王——走进东边的军门，一下子便和西边项羽的目光接上了火。此种情况下，当然是项羽最先看见樊哙，于是有了——

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

于是有了张良的从中介绍：“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

接下来，樊哙连吃带喝、慷慨陈词之后，项王没有话来回答，只好尴尬地对樊哙说：“坐。”樊哙就随着张良坐在了门口。再接下来，刘邦出门上厕所，顺势招手让樊哙出去。这中间根本就没经过项羽身边（很可能只是请示了一下）。

在这个军门开在东边的营帐里，我们不妨假设一下项羽面南而坐，也就是坐在范增的位置上，是一种什么感觉。那样一来，门就在项羽的左边了。让项羽坐在那里，不感到别扭吗？他的尊贵体现在哪里？他还会有那种目空一切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吗？

不管古代现代，人的本性是相通的，感觉是相同的，至少有某种程度的相同。其实，坐在什么位置，面朝什么方向还在其次，关键是自居正中面对来人那种一览无余居高临下的满足感，和看别人列坐其次众星拱月甚至满脸谦恭的那种快意。

实际上，不管是皇宫还是府衙，面南背北之所以尊贵，恐怕关键还是因为有一个南开的大门在陪衬。京城的城门，地方的衙门，都在起着这样的作用。汉初叔孙通在长乐宫演习礼仪，凡功臣列侯将军依次列西面东，文职官员依次站东面西。九个礼宾官，从上到下地传呼。皇帝这才乘坐“龙辇”从宫房里出来，百官依次毕恭毕敬地向皇帝施礼祝颂敬酒，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的。刘邦说：我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有一点可以肯定，长乐宫的宫门一定是开在南方，它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刘邦的尊贵感。

倘若是为地形地势所限，东边是一座大山，营帐不得不靠山建于山的西边，营门就会是另一种位置，座次当然会是另外一种安排。假设不妨再大胆一点，如果实在因地形限制，不得不把门开在西边的话，那倒真不妨把坐东面西当作一种尊荣。

这就充分证明了：司马迁之所以不惜笔墨，逐一写出每个人的座次，的确是通过叙述项羽对座次的安排，突出项羽的骄傲——虽然到得晚，但依然藐视刘邦、目空一切的心理。由此细节，可见项羽骄矜专横、唯我独尊的性格，也可见刘邦忍辱屈从、顾全大局的勃勃雄心。

《史记》的写作年代，距鸿门宴发生已经几十年。漫说几十年，即使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司马迁也不愿忽视有用的细节。这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态度，一种郑重严谨的写史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