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来时路

每次返乡，看到一幢幢破败的木房子七零八落地蜷缩在沟沟壑壑里，若隐若现地潜伏在古树中，荒芜瑟缩着，心里总是充满莫名的惆怅，凄凉而惶恐。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这个小山村，大山再也阻挡不了山里人外出发展的步伐。或许是为谋求更好的生活，或许是为实现自己理想，或许是为下一代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一批又一批的乡邻近亲匆匆背起行囊，逃离祖祖辈辈守护至今的热土，去到不同陌生的城市打拼。留下零星的鳏寡孤独守望祖上的基业，看着一片一片沃土由远及近成了荒野，一栋一栋房子由高到低成了残垣断壁，一声叹息，喃喃说道：“这是怎么了？”

我小心翼翼地踏上长满青苔的石阶，齐膝的杂草不知觉中早已打湿了裤脚和鞋子，蓦然间的一声犬吠，就如一块磁铁，把散落在不同角落的几个乡亲硬生生地扯了出来，齐刷刷地聚集在岭头，好奇地打量着岭下一行人。眼尖的大婶略带沙哑而热情的声音招呼道：“大古，你回来了！”于是大家拥簇着来到我家，忙着帮整理、打扫、生火，一切都那么有序自然，整个屋子充满了快乐的气氛。让我重温到了少年时曾有的亲切和温馨，回忆起曾经的快乐和热闹，感受到故乡独特的韵味。

回望来时路

我的故乡并不大，两百多人，都同一个邹姓，同一个家族，同一种方言。根据家族草谱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四世祖邹尔崑带着两个儿子邹尚能和邹尚清，随付姓人家从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里古二图塘厦村(今属上杭县蛟洋乡塘厦村)长途跋涉，迁徙到现在的龙泉市大苏村。据说当时从福建出来，主要是为种植油桐，生产靛青，也有种植杉木和玉米，所以他们大都选择大山的深处，因而我的祖先选择龙泉市最偏远的山村就不难解释了。父子三人初来乍到，只能寄人篱下，帮着付姓人家放牛谋生，期间的酸甜苦辣可想而知。据说放牛期间，牛总是热衷于一个叫茅屋基(现在叫岗背)的地方，那里有一洼水塘，水草丰茂，冬暖夏凉，景色宜人。寄人篱下终究不是办法，于是随着兄弟俩的省吃俭用、日积月累，便到茅屋基建房开基。殊不知，岁月沧桑，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村中主姓付姓人家日渐式微，家道不济，家族没落，后继无人，最终湮灭；而邹姓子孙却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家业昌盛，人丁兴旺，原来的岗背已无法承受人丁的急剧膨胀，子孙后裔便又到相邻的大坑尾、新屋下、银垄坑建房垦荒，因此到十六世就形成了现在的零散的村落布局，也因此成就了一个村只有一个家族的独特格局。

二十一世纪初，康庄公路的打通，打破了村庄原有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格局，族人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越过越红火，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小车也进入寻常百姓家。近年随现代传媒和交通的发展，为我们寻根问祖创造了条件。以前我们只知祖上来自福建古田里，现在地名也变了。2013年我偶尔根据草谱通过网络查找到现在上杭县的塘厦村，并得到当地村书记的证实，那一夜我兴奋得难以入眠。2014年春节我同族人踏上了祖先的来时路，来到了塘厦村，那一刻才领悟到乡愁的真正内涵。而现在身居浙江的邹姓子民，开始研究家族的发展历史，广泛收集史料、家谱，去伪存真，修订族谱，整理家训家规，发扬传统文化。根据浙江崇小三郎支系《邹氏族谱》，其实我们并不孤单，开化、武义、缙云、青田等多地都有我们血脉相连的宗亲。原来我们都是客家人，在唐代南迁到福建，到清代迁往浙江。祖上还有像宋代邹应龙这样刚正不阿的大状元，深感荣幸，也不免产生极大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来路拾遗

在我的记忆中，家乡偏居一隅，民风淳朴，和睦团结，重耕尚读，自给自足，简直就是一方桃源世界。村子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山势陡峭，略无平地。祖先继续用锄头畚箕，不辞辛劳，硬是在山湾地埂上开辟出形状不一的山垄田。当你看到那几十丈高的用石块垒成的半分田地，不得不为先辈们的辛勤所折服。我想在这穷山恶水的地方能以繁衍成两百多人的的后代，凭借的正是这种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代代相传也就成了一种村落文化。

本无立锥之地的祖先，在创业垦荒初始阶段不免与他人产生摩擦。据说矛盾最深的是和松阳县的乌弄村，两村相邻，相距十里，为争山林田地，或对簿公堂，或恶语相向，积怨颇深，老死不相往来，以致最后我祖先发下毒誓，子孙后代绝不与乌弄村周姓人家结亲。也因此到了现在，虽然两姓人家不再记仇，友好相处，但村里还是很少有人娶嫁到周姓人家。当然这也间接促进了家族的团结，据说当时只要一见到乌弄村的周姓人，就拿出早已备好的铜锣站在山岗上一敲，散落在山旮旯的村人便迅速集聚，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以致从未吃过周姓人的亏。相传十六世先妣邓氏还会武功，三五个年富力强的后生根本奈何不了她，只要她往大门一把，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外人休想进来，一时间传为美谈。

或许是为了上公堂打官司，族人都好读书。虽然生活拮据、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但私塾从未间断。流传下来的一些手抄本，或笔走龙蛇，或端正典雅，或绵里裹铁，都显得力透纸背，一字见心，感觉好像是现代的印刷体一样，这样的书写功底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成就。或许是因为深居老林阻隔了信息的传播，或许是大山的巍峨挡住了人们的视眼，或许是困苦的生活束缚了求知的脚步，我只是听到很多能人的传说，却始终没有族人考取功名，加官进爵的案例。直到解放后，原籍大苏，外迁到大白岸的邹志文，1975年2月退伍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成为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一直在农业部任职，于2000年8月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监察与审计局局长。这无疑是山沟沟里跳出的金凤凰，一时间成了我们那一带名人，也成为了族人的榜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不辞辛苦，跨出大山，勤奋求学，以致到现在曾经热闹的村子呈现出人去楼空而满目萧然的景色。只是可惜天妒英才，邹志文因病于2007年6月逝世，享年56岁，族人无不潸然泪下，扼腕叹息。

路在何方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族人的和睦团结，重耕尚读与我村的独特生活环境休戚相关。我村地处龙泉、松阳、云和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际，门前的一条小河还晃悠悠的流向松阴溪，从地理特征上看本应隶属于松阳县管辖更符合人们的常态思维，至于为何隶属龙泉管辖，谁也说不清楚。据村里的人杜撰说，以前松阳与龙泉管辖界线不清，于是龙泉县令和松阳县令就彼此约定，早上各自从县城出发，沿着山路走，在哪儿碰到就把界线定在那里。是日，龙泉县令使了招，半夜便动身，于是过了我村才碰到松阳县令，因而我村就顺理成章的成了龙泉最偏远的一个行政村。因此我们到三个县城距离，松阳是最近的，其次是云和，反而离龙泉是最远的。

正因为处三县交界之地，周边的不同村落又都操不同的方言。进进出出，大家免不了交流，于是聪明好学的族人学会了不同的方言，代代相传，一直到现在，只要是生在大苏，长在大苏的人都会多种方言，龙泉话、云和话、汀州话、松阳话，再加上自己的福建方言，足足有5种，只是说得不那么地道，但一般人也发现不了。因此族人到邻近的地方，交流绝不成问题，也为与邻村的和睦相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邻村的人都称赞大苏人聪明伶俐，说起方言无不五体投地，眼生羡慕。而村里的人自然也有自己的理由：老屋宗祠的前面有一个大大的晒谷坪，而这晒谷坪又比宗祠高一个半身，从外形特征上看，恰似一个戏台，于是大家纷纷戏谑地说，邹姓子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戏台，天生就是戏子，能说会道，能歌善舞。

然而，随着族人的纷纷外迁，年轻一代的邹姓族人离开了滋生言语肥沃的土壤，交往的现实空间正变得越来越窄，逐渐在丢失言语的优势和天赋。春节回家族人团聚，除了纯正的福建方言，也时不时传来普通话和网络词汇，总感觉不顺耳，那种地道亲切淳朴的亲情不由得打个折扣，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正在失去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感受却是如此分明。

我常常在想，现在的村落交通方便了，信息也畅通了，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完善了，但就是难以安抚一颗颗躁动的心，留不住匆匆的脚步，难道故乡真的难以逃脱没落的命运？

天压得很低，山显得突兀，远近散落着几座破败的房子，依稀还在茂密的树丛中颤巍巍的露出一角。走在长满记忆的石阶路上，每迈出一步，童年的趣事和传说就如交叉的蒙太奇，交织着、叠加着、迷幻着、轮回着。我知道，也许用不了几年，装满美好记忆的村落可能再难觅其踪迹，一想到这儿，伤感布满我的全身。

我继续着眼前荒芜的村道，寻找着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