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佩贞，一个难忘的女人》

任佩贞，一个难忘的女人

有的人，你和他(她)共事多年，离开了就离开了。你很快会忘记;有的人工作几十年离开了，你会逐渐将他(她)忘记，再见面时，要有人提示，要经过回忆，才恍然大悟;可有的人，仅几分钟，而且不知其名，连看都未看清，可他(她)能一辈子牢牢地留在你的记忆里，不管你一生经历多大风浪，你总会记起他(她)。

1964年暑假，我回江苏无锡老家，办理三个弟妹的户口来武汉。当时我家连祖母在内共9口人，分四处生活，而我家是靠工资吃饭的，在农村没有劳动力，祖母与三弟妹的口粮和柴火，全用钱买，每年几百元，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一笔可观的支出。但户口迁走，生产队就少了这笔收入。所以小队好办，都姓章，可生产队不同意，但掌握户口大权的公社经我的堂兄、小队长章洪福苦口婆心地做了工作，终于同意了。没有洪福哥的帮忙，此事肯定泡汤，我至今还感谢他。等户口的事办好，已8月下旬了。我带着三个弟妹来武汉，姨妈不放心，决定随同前往。这样，我们五个人，乘船到了无锡，在江苏南菁中学读书的大妹到无锡车站送行。

当时正是学生开学，买火车票的人很多，票也紧张。我们也不能耽搁，我也要赶回武昌昙华林报到。当我在无锡车站，拿到票后，发现售票员少找我5元钱。我大妹很着急，连忙说：“哥哥，怎么办呢?”按当时价格，5元钱够一人半月伙食费，售票员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同志，当时人多，售票窗少，也没看清她的面孔。当我再去告诉她，说：

“你少找了5元钱。”

她说：“没有少找，你再点点看。”一口无锡口音。

我说：“是少找了5元钱，既然你说没有少找，也就算了。”

我妹说：“那怎么办，怎么向爹娘交代。”

我说：“说清楚就是了。”

这时售票员喊我：“喂，你别走，告诉我姓名、地点，我今天盘账，若多了5元，一定寄还你。”

我说：“算了，算了。”

我妹在一旁插话：“哥哥，你就写一个给她。”

售票员又说：“你相信我。”

我就按她要求写了一个条子给她。在排队的学生见我如此啰唆，已不耐烦。

我虽留了条子，但很快就将此事忘了，我没抱任何希望。这种事多着呢，谁来退?

我带着三小一老，到了南京。南京至武汉船票也紧张，幸亏在南京化工学院读书的堂弟章永刚与我一起站了一通宵队，弄到五张没有铺位的船票。没有铺位也得走，就在码头附近买了几床草席，一路颠簸到武汉已是8月底了。我也就去华师读书了。

约隔了六、七天，有一同学对我说：

“你有汇款单。”

我惊奇，我家在武昌，父母给钱不用寄。我说：

“你没有搞错吧!”

“没有，你不信，去看吧!”

当时挂号信的收件人的名字都公布在校门口黑板上。当我拿到汇单一看，一行陌生的笔迹映入眼帘。金额是5元钱。汇款单的附言中写道：“XX同学，对不起，由于我工作的疏忽，多收了你5元钱，现寄上，请原谅。任佩贞。”

我怔住了，我想起了无锡车站发生的一幕。我真不相信，这位任佩贞，竟这样负责，这样说话算话。从此“任佩贞”这三个字在我脑海中打下了烙印。时间越久，烙印越深。任佩贞身高多少，脸容如何，我一概不知。但我想这一定是个很美的无锡女人，因为她的心灵很美。这是一件小事，在某些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她完全可以不理睬，事情也就完了，我也不会去追究，但她不仅寄还多收的钱，而且“请原谅”，这是很多人做不到这么尽善尽美的。几十年来，总使我忘不了这么一件小事。不久，我们毕业班学生忙于去“四清”，回信没有，记不起来了。

1978年，我去厦门开会，回时取道上海回武汉，到了上海即乘车至无锡看望亲人。下了火车，我提了行李，在无锡车站打听任佩贞，问几个车站的工作人员，竟无一人知晓。回武汉时又在无锡车站打听、寻找，仍一无所获。当时，我多么想见她一面，以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想任佩贞或许已退休了，或许是调动工作了，但我担心，莫非在“文革”中遭难，像她这么优秀的人，是很难说的。回武汉后，我给无锡的同学写信，请他去无锡车站打听，隔了些时，同学回信，还是未找到任佩贞及认识任佩贞的人。

我彻底地失望了。看上去任佩贞的一片情意，我是无法回报了。

若任佩贞健在的话，她可能也有六七十岁了。不知她身体怎么样?家庭怎么样?我衷心地祝福她，也期待在有生之年能见到这位让我一生都忘怀不了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