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和他的淘泥坊

“外公——吃饭了——”

“听到了——”

那些年，这是每天早、晌两次饭前，我和外公雷打不动的隔空对话。我站在外婆家院墙外的菜地边，扯着嗓子喊。有时喊一遍，有时喊两三遍，直到山那边远远传来外公的回答。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的小山坡，三五分钟后，外公扛着锄头从山坳里走出来。开始是一个小黑点，越来越近了，外公的样子便清晰起来——一件已经洗得有些泛白的对襟藏蓝色棉布外套，黑色的阔腿裤不够长，像现在时兴的九分裤，黄绿色的解放鞋上沾满泥巴，嘴里叼着一柄小巧的烟锅，烟斗和烟嘴是金属的那种。

记忆中，外公总是在对面的山坳里劳动，一早就出门，回家吃饭也只舍得休息一顿饭一支烟的功夫，又回到山坳里去，不到星光满天不回家。

小时候，我一直不知道外公经年累月到底在忙些什么。长大后，随舅妈他们到田地里去，才知道，山坳里的几块田、坡上的一片地都是外公一锄一锄挖出来的。

外公是典型的传统旧式家长，不苟言笑，说话做事都透着一家之长的威严。吃饭的时候，外公是要喝酒的，一只白瓷的小杯，倒上廉价的散装白酒，就着简单的菜蔬，一口一口，沉默地啜饮。饭后，外公并不急着离席，悠然地从衣袋里掏出装着自种草烟的小袋子，拿出一片烟叶，仔细地卷成粗细适中的烟卷，装进烟斗，擦一根火柴点燃，慢悠悠地抽起来。抽烟的时候，外公也是沉默的，目光投向远处，似在思考，又似短暂的放空。这时候的外公，看起来特别孤独。

外公通晓五行八卦，不时有村邻乡里到家里来请外公对个生辰八字、择个黄道吉日的，有时也请他去看看宅基门向、寻个风水墓地什么的。有求者，多是晚上来访。这时的外公，要显得有生气得多。

看外公“翻书”，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有人上门，外公照例要点上一锅烟，和来者闲话一阵，弄清来意，方才站起身来，到卧室里拿出装着“古书”的帆布包。帆布包很旧，里面的书更旧，书的封面早已破损泛黄，书页里的字都是繁体手写、竖着排列，完全是古书的风格，大概那些书的来历，也确实是够古旧了。

根据对方的需求，外公拿出相应的书仔细地翻阅起来，口中念念有词，偶尔还掐着指头算计一番。我竖着耳朵仔细听，却因尚不识字，即便听得几句“甲子乙丑海中金，甲午乙未沙中金”之类的，也全然不解其意。不过旁观这过程倒始终让我兴致盎然。

外公家教甚严。从小就教育我们要熟知尊卑长幼之礼、恪守温良恭俭之风，诸如吃饭的时候不能越过别人的筷子去夹菜，和长辈说话不能大声嚷嚷之类的细节也时时耳提面命。我一直比较怕他，所以在外公面前调皮捣蛋的个性自然而然收敛了颇多。

可外公到底还是很心疼我们的。有好吃的总要留着给我和姐姐，即使在母亲刚带着我们到继父家的时候生气发誓永远不会去那山沟沟，后来却还是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去山沟沟里的新家看我们。我上初一的时候，是外公汗流浃背地背着行李送我去学校，在寝室里手忙脚乱地帮我铺床叠被，让我不至于孤单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外公是个颇具匠心的手艺人，家用的竹编器具自不必说，凿石搭桥、搭房建屋也不在话下，但他最棒的手艺，是手工制陶。

手工制陶是那个小村子里外公本族的一门传统手艺。外公是他这一辈的长房大哥，制陶技艺自然也堪称一流。村里制陶专门有一排平房，都是土坯房，大约有四五间，两家人共用一间，大家称这几间房子叫“厂房”。外公自然也是有一间厂房的。

外公他们的陶艺，是全手工的，工序相当复杂。首先得到村后一座产瓷泥的山上挖泥，从外往里，挖成了一口数十米深的山洞，山洞里适合做陶的瓷泥不多，得仔细甄别，才能寻得上好的瓷泥。泥土挖好后，人工背回，装在洗泥池里，用清水充分浸泡清洗。洗泥池有三个，呈梯状排列，泥巴在最高的一个池子浸泡后，在第二个池子上放一个竹编撮箕，铺上棕榈树皮，把充分浸泡后的泥倒在撮箕里滤去杂质，然后装在第二个池子里再沉淀，之后泥面的水排放到第三个池子，待陶泥晒干至开裂，就算洗好了。

接下来，是打泥。打泥是在“厂房”里完成的。洗泥的水排得差不多之后，就得把泥捞起来，抱到自己的“厂房”里，先堆在一边，然后用泥锹铲起泥土使劲摔到另一边，如此反复，直到把泥土摔打得特别黏瓷。

泥土准备就绪，最有趣的就是拉坯了。厂房中间是一个圆形的坑，坑里树一根圆木，圆木的中上端便是拉坯的圆形车面。外公把打熟的泥团放上车面圆心，用木棒把车底的辘轳一推，车面转动起来，外公手脚并用，双手熟练地把握着泥团，脚适时蹬转车盘，边车边往上提拉，不时用手抹平泥面，直到拉出想要的坯型。

坯拉好后，先放在一边晾至半干，然后是刻印。这时，外公一手撑托着泥坯的里侧，一手用印有菱形或小凸点等简单花纹的印锤轻轻拍打坯面，花纹便印上了。

印好花纹，便等着上釉了。釉汁也是就地取材，用山上一种叫黑果椤树的枝条烧成灰和羊肝石粉末搅拌成浆。干透的泥坯轻轻放到装着釉汁的大锅里一浪一滚，待釉汁均匀地附着在陶坯表面，上釉就完成了。

最后一道工序，便是烧窑。装窑和出窑颇多讲究，不太让女人和小孩近前，我就没机会去看。柴火烧两三天，陶器便出窑了。

外公他们做的，大多是适宜农村用的器具，大的如土法做红糖用的糖钵、腌肉用的大缸，中号的像绿釉的腌菜坛、细颈的猪油罐、装米面的四耳缸，小到吃饭的碗、装盐的小罐、点煤油的亮壶，有很多甚至都不上釉，直接用泥坯烧制而成，和今天精巧细腻的陶器比起来，那些作品只能叫做粗陶，不过，却也胜在种类繁多，简单实用。

外公做陶的时候最是和蔼可亲。有时候，他看我站在厂房门外看得太专注，会叫我走近一点，一面熟练地操作，一面给我说说要领。可惜那时我也不过五六岁，好奇居多，悟性不足，几次偷偷拿着外公用剩的淘泥去试一试，无奈手脚总不听使唤，几番失败的尝试后，便不再动手，只一整天一整天不知疲倦地待在厂房里看了又看。

陶器出窑后，也有慕名到家来买的，直接到窑场挑选带走。但总归是卖不完的，剩下的得拿到街上去卖。我跟三姨去过一次，一只精致的绿釉腌菜坛，只卖了十二块钱，比起其繁复的工序，确实是太过廉价了。产出与收入的不对等，注定了这项传统工艺终将被历史淘汰。

外公渐渐老了，做不了陶了。渐渐地，村里人也都不做陶了。曾经热闹的厂房变成了杂物间。再后来，厂房被拆掉了，屋基和洗泥池一起被填平，成了庄稼地。

外公的生活里，又只剩下田地。

我读初二那年，外公在一次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时从水沟沿上摔落，成了中风。从摔伤到去世不到20天，外公再没能下过床，也再没说出过一句话。他终是倒在了耕耘一生的土地上。

因为上学，我没能回去看过病榻上的外公，也没能跟他做最后的告别。再回去时，便只剩那些散放在角角落落里的坛坛罐罐，它们，都出自外公的手，都深烙着外公的汗水和喜悦。

昨天，表妹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是一只小小的陶壶，扁圆敞口的壶身拳头大小，壶嘴长约寸余，壶颈拴着铁钩链。这是外公最喜欢的亮壶。壶里装上煤油，棉线灯芯从壶嘴伸出，晚上随身提着照亮，铁钩链还可以挂在墙上，轻巧又方便。

我仿佛又看到了一手提着亮壶，一手扶着楼梯往上爬的外公，他装着“古书”和烟叶的帆布包，就在楼梯尽头的阁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