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姑

我的老姑就是我母亲的亲姑妈。姥姥家在我们县城南十来里路的东阳台村。我三岁丧母后一直到我来新疆前，我常去姥姥家。自我有记忆以来老姑就一直瘫着。我见到的她多是坐在冰凉梆硬的土坑上。她肯定年轻过，走过路，但是什么原因使老姑瘫痪了？我始终不知道。只听老人们常说起一件与我母亲有关的事。

地处冀中平原的故乡，曾惨遭日本侵略者的践踏蹂躏。这事说起来有点像一些影视剧里的镜头的画面。有一次日本鬼子进姥姥村来抢掠骚扰。正当十五六岁花季少女的母亲，把烧饭的锅底灰抹在脸上就往外跑。几个鬼子喊着：“花姑娘的……”狠命地追。我的老姑忙跑去使劲地用腿抵住栅栏门，挡住了鬼子的路，使我母亲得以逃脱。几个鬼子狠狠地用枪托戳我老姑的腿和膝盖骨。不知这与她后来的瘫痪有无关系。后来我母亲就早早出嫁了，嫁到县城里，与跟她同岁的我的父亲结婚并生下了我这个先天不足从小多灾多难又爱生病的人。

我的老姑终生未嫁。住在一个有三间低矮北屋的小院子里。她有两个弟弟。大弟（我的亲姥爷）英年早逝。他一直跟着二弟家过。而她的二弟媳中年丧故。便由她的小侄媳照顾。后来我这个堂妗子在生第五个孩子时因大出血而死去了。老姑晚年主要由一个叫“慎贞”的侄孙女照顾。

我见到的老姑多是坐着。瘦瘦小小的她却堂音很大，很有威慑力。记得她的小院里东侧曾种有一架“马奶子”葡萄。我也曾在架下玩过。孩子们看着那一串串长长大大香甜好吃的葡萄却谁也不敢摘。因为老姑常坐在北屋东间的炕上，窗开着能看到。她喊一声谁都不敢动。农忙时节，困难时期她还能指挥她那小小的侄孙女做饭。把仅有的一个茄子切成小块，放进大锅里，再添上几瓢水熬煮一会儿，再放一点杂粮面进去便成了一锅稀菜粥，全家人能喝个半饱。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听她一声声高喊我那个小表妹的声音：“小……慎……，小……慎！”

在这个村子的最北头的三个院子里的人都姓聂，况且没出五服。在这一大家子人中老姑无论年龄和辈分都是最高的。各家做了好吃的都要给老姑送点去。记得小三舅（我的堂叔伯舅）有一次在水塘里钓了一条鲇鱼，据说有四两重。他家煮了一锅鱼汤，先给老姑送去了一碗，也给我姥姥送了一碗。困难时期的一个暑假期间我去姥姥家，只有半个烧饼我也拿去给了老姑。我姥姥只要回到家（她常跟大舅家在北京住）就会颠着那小小的尖脚，不停地到老姑的炕前与她的大姑子说说话、聊聊天。我来新疆工作后最初只有不到40元的工资。那时姥姥已回到老家跟着二舅家过。有一次我寄了15元给二舅并说给姥姥5元，让她零花。后来二舅来信说姥姥把那5元钱让他们在集上的黑市上买成了高价麦子，并让孩子们在碾子上轧成面粉，在老姑家外屋的柴灶上有时烙个小面饼两个老人享用。姥姥和老姑都很高兴，说得上我的济了。

大概是2000年我回老家去姥姥村看望年过八旬已回到老家定居的大妗子。我们在村东边散步时大妗子指着枣树林边的一块空地说：“你老姑就埋在那边。”按乡俗终生未出嫁的老姑娘不能入坟地，也不能有坟头。我的老姑大半辈子只能看到自己家的几个人和串门的人，视野内连棵树也没有。吃什么？我知道那时候老家很少炒菜，多吃老咸菜（晒干的腌萝卜条）和自制的豆豉儿或面酱。平时吃玉米面饽饽。过年过节时才能吃上白面卷子（馒头）和肉等。我的老姑就那样孤独寂寞而不失威严地活了八十多岁。

现在老姑那没有坟头的墓地早已无人知晓，上面也许种上了庄稼，也许盖上了房子。还活在世上的她的侄孙辈的人岁数也不小了。不知还有没有人提到她。但我常常会想起她。

这两年因身体情况不能参加诗词学会的活动或诗友歌友和老同事的聚会了。除了去医院透析或住院多是待在家里。因眼睛不好不能正常看书、看报，连电视看得也很少了。有时甚感寂寞难熬。但只要我一想到老姑，便有些释然了。我除了儿女孙辈的陪伴守候，还有老友来看望或电话问候或聊天。我还能站在二楼未封闭的凉台上让温暖的阳光照着，看着院中各种花草绿树和形状不一颜色各异的花朵和能吃不能吃的果实；能看到孩子们快乐地玩耍或骑童车，也有步履蹒跚的老人在散步；能看到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士在遛狗，更多是匆匆路过的上班的劳动者。最方便的是小区内和门口就有饭馆和超市，想吃什么儿女就给买来，比起老姑我是多么幸福！

应珍惜当下的每一天，从容淡定坚强地度过每一天。尽量做自己想做而没做完的事，活着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