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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暨大进修的日子里

作者:谭贯文

很早很早就想写这篇文章了,为什么过去了31年,等到我六十岁才写呢?因为过往的事情,就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美梦和恶梦不断交织缠绞在一起,让我无从下笔,也找不到下笔的理由。我不知道应该写哪一种梦,无情的岁月一方面催白我的头发,另一方面又在拷问我的心灵,面对生活,我一边寻找更多的柴米油盐来维持我的躯体以及家人的躯体,一边又去追求更高层面的东西来维护我灵魂。于是,我在物质与精神交互的追求中一天天地存活了下来。在我即将退休的时候,才猛然想起,我走过的道路还留下那么一个深深的脚印。

那是31年前八月下旬的一天,我未满29周岁,我觉得自己刚刚脱掉了稚嫩和青涩的外衣,就从一个不到十万人的小城和一所不算出名的大学,来到拥有几百万人的大城市进入全国知名的大学——暨南大学文学院现代汉语助教进修班进修。说实在话,在大学里我没有教过一天的现代汉语,而读所谓的大学的时候,我的兴趣是写作或者文学,我不喜欢语言课,枯燥不说,一点活力也没有。问问中文系的学生,有多少人是喜欢语言课的?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只能选择别人不喜欢而我也不喜欢的科目。要教好现代汉语,就必须先进修,于是,我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进入了暨大现代汉语助教进修班(当时是考试入学的)。

和我同一个班的学兄学姐学弟学妹共有42人,都是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语言功底都比我好,造诣都比我深。自惭形秽是我当时的心态。记得当时开的课有语音学、方言学、词汇学、文字学、语法学、修辞学,我只能从最基本的学起,一个符号一个词语地慢慢堆叠。后来,应班上多数同学的要求,又增开了英语,我也屁颠屁颠地跟着去了,那节课,老师让我读一段英语,我筛糠似的站起来,脸上发出的热量可能连鸡蛋都烫得熟,如果当时跳进珠江,那片水域也许就变成温泉。天啊,我汉语都学不好,更不要说英语了。自那以后,凡是上英语,我都自动byebye了。

和我同住在104的都比我年长,山东临沂的陈兆福(我们都叫他“大老陈”),江苏淮阴的力量,陕西汉中的黄党生,江西吉安的任亚平,大连的欧阳青尼,我来自广西百色。六个人,来自六个不同的省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份。

那段日子,我们过的是比子弹还要快,比蜂蜜还要甜的生活。虽然课程排得满满的,占用了我们上、下午的时间,但是其他时间是属于我们的,回到宿舍,我们用带有各自方言说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聊各自的风土人情,讲轶事趣闻,话各自生活的经历。有时候,我们还商量,试探着用认为标准的普通话朗诵一段散文或者一篇诗歌,我们又做演员又当评委,奖品自然是热烈的掌声。欧阳从家里带来一个录音机,反复播放粤语歌曲,他很认真地学习广州话,我对白话也略只一二,虽然不算标准,做他的老师应该没有问题。“唔该”是他当时经常挂在嘴边的。我们在宿舍也学跳交谊舞,亚平是老师,我在学走十四步的时候,感觉一只脚长,一只脚短,他们都在笑,这哪里是在跳舞?分明是瘸子在走路。当然,我们是自娱自乐,姿势优美与否和比赛无关。由于缺少女舞伴,我们宿舍的舞会自然不能维持长久。第二个学期,亚平不知从哪里带来了外壳是塑料里面装着沙子的麻将,四张学生桌一并凑,就成了麻将桌,麻将稍微用力在桌上一砸,沙子就漏了出来。我们也偶尔打打麻将,“鸡和”是我那时候学会的。

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晚自修时间(那时候还没有施行双休日),我们还是不能放松学习的,我们各自选择在宿舍、课室或者到图书馆去。暨大的图书馆有五层楼,看起来比较大,但是到了晚上,还是人满为患。假如去迟了或者不预先订个座位,那是没有位置的。我觉得那时暨大的学生学习是非常用功的。

党生、亚平和我是经常去图书馆的。我感觉那里非常安静,非常适合思考和写作。我去图书馆不是为了看书,而是写写日记,我那两本厚厚的日记都是在那时候完成的。

最愉快的莫过于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了。一到星期六晚上,我们不是到暨大侧门外买地摊货,就是到区庄立交桥下去买。那时候,广东的改革开放搞得比较早,地摊上摆满了水货(走私物品),各种小商品琳琅满目,非常便宜,我们最爱买袜子,相册,电子表等,也给夫人买衣服裙子。要是钱花光了,还可以用全国粮票去换。买完东西回到宿舍,我们经常请106的学姐来评判,李珉姐、云帆姐以及其他学姐,都是我们经常邀请的裁判,请她们来评点我们给夫人们买的衣裙,要是获得她们的好评,我们比过年还高兴。

到了星期天,我们宿舍全部人员一起出动,到广州市内去,或者购物,或者游玩。有一次在中国大酒店门前照相,我们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换衣服,惹得保安极为不爽,过来制止,我们就像犯错的小学生,卷起衣服逃之夭夭。我们也到东方乐园去玩,进入门口,那个巨大的色彩斑斓的机器人塑像非常吸引游客的眼球,许多人纷纷去同他照相,可是照出来的相,都是站在机器人的裆下,而我给我的学长们照的,个个都能摸着机器人的头或者肩膀。我没有学过摄影,但是我知道,人站立的位置和摄影者的角度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这一点,欧阳说,以后要和我经常交换摄影作品。

一九八六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到海珠区去玩,由于玩兴大起,等到想回暨大时,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已经开走了。我们又不想打的,不是出不起那点钱,而是我们想检验一下我们的意志和能力。于是,从晚上九点半开始,我们从海珠广场走回暨大,边看地图边摸索道路,这其中的距离是多少?不知道。反正我们回到暨大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没想到我们是在广州的街道上过的元旦,新年的钟声是哪时候敲响的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年的元旦我们过的的确与往年不同。

进修期间,中文系组织我们去深圳和珠海参观学习,那个场景时时刻刻都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由于学习的需要,班主任黎先生把我们班分成几个小组,经常以宿舍为场地,讨论学习上的问题。来参加我们104室学习讨论的是广州市的几位老师,她们是刘凤玲姐,涂红华姐,方德珠姐和一位姓姚的大姐,她们都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她们多次参加我们的讨论,见我们坦诚活跃,在进修即将结束的时候,她们还在德珠姐家宴请了我们。姚姐还说,她可以帮我们联系买回家的车票。

进修期间,我们班还依靠集体的智慧编写《现代汉语教程》,这本书由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主编是陈垂民先生和黎运汉先生。感谢导师们,还感谢为这本书付出艰辛劳动的同学们!

离开暨大已经30年了。我们都为各自的事业和生活奔忙,有如意的有不如意的。这三十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老师和同学已经离开了我们。让我内疚的是,我和欧阳兄互相交换摄影作品的约定,由于我的原因没有实现,现在他已经离开了我们,我即使摄出再好作品他都看不到了。我只希望写下这篇文章并轻轻地诵读,让他也听得见,以此求得心灵的慰藉。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不管生活过得如何,我们都要过下去,而且要好好地活下去。

写于201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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