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头

我有一种情愫，一生都挥之不去，那就是对枕头的偏爱。也许是童年的苦难、少年的漂泊、过早的离家闯荡、使我对枕头产生了依恋。

小时候，父亲在外县工作，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妹四人，那时候奶奶还和我们一起吃饭。母亲在车缝社工作，一个月收入不到三十元，父亲收入不到四十元，他把一半工资寄给母亲，我们六个人就在每人平均不到十元钱的境况里生活，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

童年的记忆里，枕头是没有的。睡觉时把衣服脱下叠好，放在头下一枕，便呼呼睡去。有一次到一个小朋友家，见他床上有一个精美的绣花枕头，羡慕得要死。回到家也缠着母亲要一个这样的枕头，母亲答应了，她到野外砍了好多芭蕉叶子回来，晒干并剁得碎碎的，找了一块二尺来宽的灰布，车成一个长方形的口袋，把碎芭蕉叶灌进去，封好了袋口，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枕头。那晚睡在这个枕头上，我竟然失眠了。也许是头碰到芭蕉叶时发出的悉悉簌簌的声音让我感到陌生，还是枕头变高后让我感到难受，总之，翻来覆去在床上就是睡不着，那年我八岁，小学刚刚读到二年级。不久，外婆从城西到我家，那晚下大雨，外婆只好在我家留宿，妈妈比较为难，把我们家唯一最好的枕头（那是妈妈结婚时的嫁妆、里面是木棉花的枕头，其中一个爸爸带去了外县）让给了外婆，外婆说：“木棉枕头我睡不惯，就睡阿文的吧！”外婆睡我的芭蕉叶枕头竟非常惬意，第二天一早，她乐呵呵地说：“芭蕉叶枕头睡得又凉又舒服，回去后我也做一个来睡。”

妈妈说：“那就先拿阿文的去吧！”外婆推辞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妈妈又做了一个枕头，让我送到外婆家去，外婆倒是乐意接受了。我想，外婆都那么喜欢芭蕉叶枕头，我也没有理由厌恶的。就这样，这个芭蕉叶枕头一直伴随我到了高中毕业，里面的叶子被压得都差点成了粉末。

我拥有的第二枕头是到林场插队的事。那是一九七四年九月，我还不满十七周岁。妈妈看见我的芭蕉叶枕头实在是不像样了。于是，用几尺花布又给我做了一个枕头，里面灌的是老棉花，开始还是蓬松松的，睡了一段时间后，硬邦邦的。乐业的冬天还真是冬天，北风像尖刀一样。晚上收工后，头贴在枕头上就像贴在冰冷的石头上，好在年轻，加上林场的工作很辛苦，没多久便进入梦乡。

也许是遗传的原因，睡觉时我就有打呼噜的习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呼噜也日渐响亮起来。白天做工累了，脑袋一接触到枕头，呼噜便响了起来。同伴非常羡慕，说我的枕头有瞌睡虫。有几次他和我交换枕头，他的枕头蓬松松的，而我的则是硬邦邦的，这样使我入睡更快。

当然，也有睡不着的时候。那是到林场插队两年以后，有的人被推荐上大学，有的人凭着自己的特长进了县文艺队，有的人通过各种关系走出了林场，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心了。我没有特长更没有后台，唯一的喜爱就是看点书，然而，在当时是不提倡读书的。睡在那个冰冷的枕头上，让我感到全身都凉透了。我身处漫漫长夜，看不到一点曙光。

我的第三个枕头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拥有的，那是“绝处逢生”的产物。我本来对前途是不抱任何希望的，而希望恰恰是在人最绝望的时候产生。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国家恢复了高考，这让我多少看到了一点希望，于是，夜以继日，把枕头竖在床上当成靠背，硬生生地啃下了一本本像砖头一样厚的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搭上了大学的班车。我的枕头也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把旧棉花去掉换上了新棉花。

我的第四个枕头是结婚的时候有的。那是木棉花做的芯，青色布面做的里，白色尼龙绣花面料做的套，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枕头是有套的，加上印有大红喜字黄色枕巾，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温馨。睡在这样的枕头上，什么“高枕无忧”、“一枕黄粱”、“枕戈待旦”等等与“枕”有关的词语便一股脑地涌了出来。

改革开发后生活好起来了，人们从追求“四十八条腿”（衣柜、书桌、饭桌、床等），到“三转一响”（手表、衣车、自行车、收音机），到“三机三子”（电视机、计算机、空调机；票子、房子、车子），人们对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档次也越来越高，而我对枕头则情有独钟，慢慢收集各种枕头，有竹枕、石枕、玉枕、棉枕，有坐枕、抱枕、睡枕，有仿棉枕、药用枕、太空枕。妻子取笑说，你是不是要开一个枕头专卖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