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警察岁月

少不更事时因寄养于外祖父母家而缺少父母管教，稍长时求学外地少有与家长见面的机会，作为警察子女，我最有理由“控诉”母亲作为一名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责任缺失，然而我至始至终都明白，她的大部分心力都已倾注于她的事业。
母亲只是一名普通的警察，从办公室、法制、刑警到交警，三十年从警生涯，鲜有见义勇为的光荣事迹，更无出入刀山火海的英勇壮举，有的是彻夜排查的兢兢业业，通宵办案的任劳任怨，她最为人熟知的，是几十年笔耕不辍的洗练与笔走天涯的洒脱。
年幼时我会在周末随她去办公室，我在一旁写作业，她则埋首文案，不多时墨迹就爬满了纸张。母亲的字像小兽的爪印，一方一方填在白底绿格里，通篇看下来，颇有种清朗疎质的感觉。由于母亲的字体极具特性，需要他人费力辨认，因此在打印室文员将文字输入电脑时，母亲就坐在她身后，一句一句娓娓读出。这些方格纸里的墨迹是她工作中忠实的见证者，陪她度过了许多时光岁月。
几十年来，许多文稿成了纸张和报头的印刷铅字，带着墨香被送到母亲手中，正是在稿件往来间，母亲认识了《处州晚报》、《浙江法制报》和《平安时报》等报刊杂志社的不少记者与编辑，有些人未曾见过母亲，但在电话交谈间俨然相识已久的老友。
我相信书写者会赋予文字灵魂，母亲笔下的文章，大概也同她一样，娟秀明丽，有着谦和隐忍的君子之风，素未谋面的人可以通过文字相识相知，所谓的以文会友，大概正是如此。
我对母亲的具体工作了解的并不深，只是通过数夜她出警或加班晚归时客厅里亮起的橘色灯光，以及频繁响起循环往复的手机铃声中知晓她的忙碌与艰辛。印象里有太多虫鸣凄切的夜晚，夜色被乍然作响的刺耳铃声穿透，她一接起电话就急忙起身，稍作收拾便会出门。起初还睡眼惺忪的问她要去哪，之后便不问了，因为回答定不出所料：局里有点事，你继续睡，我出去了。
依稀记得母亲第一次接到勘察现场的电话时的场景，当时母亲刚被调至刑侦队，尚未见过凶案现场的她未必比谁沉着。当时她受派与法医待在受害者家中保护现场，我无法想象要是换做自己，在腥臭弥漫的空间里会何等恐惧与不安，然而母亲在暗夜里面对满墙满地的血污，看守陌生尸体，直到天明后办案人员接手。当然这事我时隔多年才知道，此前我对母亲的英勇程度只停留在生活层面，比如自己看见蜘蛛和蟑螂时对她大呼小叫的求救，她可以面无表情的将其徒手剿灭并甩给我一个白眼。
有天母亲回家，告诉我菜场里一位卖菜的大娘认出她，说在电视上见过她，大娘感叹干警察这行不容易，硬要多塞给她一把蔬菜，适时正值“9·21”案告破不久，瓯江警视给该案做了专题报道。或许是想起办案期间遇到的种种困难，或许是想起与同事们奔走查访的数个日夜，消瘦的母亲在镜头前潸然泪下泣不成声。拍摄其中一个镜头时我也在场，为表现资料的数量之多，摄像师扛着摄影机俯拍，工作人员则拿着一份份文书往桌上不断散落，在这些刀削雪片样的文书前，我也觉察出一丝凄凉。这些经媒体拍摄的案件纪录片，或许只是百姓闲余时间的一点消遣，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然而案件侦破过程背后的苦楚辛酸，遇到无头绪时百般思索反复考察的茫然，更与何人说。
我在打字的当儿问母亲：你有什么光荣事迹吗，给我讲讲。她莞尔道，你应该去写那些光荣事迹很多的人，怎么好写我，小心被人笑话。母亲在工作和生活中习惯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终于轮到女儿写她，却又百般推却，或许同她写过的那些立过功拿过奖的警察相比，她显得过于平凡。当下和平年代少有生死面前的置之度外，社会依旧呼唤英雄，人们往往最先想起那些在危急关头奋不顾身同歹徒搏斗或是大义凛然救助百姓的警察，忽视了身边那些坚守岗位操劳到白头的平凡工作者，他们穷其一生都在为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百姓纷争、打击违法犯罪做出努力，在英雄的光环前，他们如星辰一般，数量最多却也最不显眼，孰不知壮丽瑰丽的银河正是由数量庞大的星辰组成。
思绪倏忽被拉回十多年前，身着草绿警服的母亲出现在小学班级门口，我在小伙伴们艳羡的目光里欢天喜地的跑出门。从童年、少年到青年，母亲在我成长的轨迹里担任的角色并不完美，但对于事业作出的许多无奈抉择可让她对着警衔警徽道一句：我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