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屈原之旅

流入日本的《十节记》载：“五月五日荃缠。昔高辛氏子乘船渡海，急逢暴雨，五月五日没海中，其灵成水神，令漂失船。或人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缠投海中。荃缠变化成五色鲠龙，海神惶隐，敢不成害，后世相传。”和《西游记》中的魔怪多半来自天庭一样，传说中的恶神也多半是古帝王之子，高辛氏帝喾之子成了作恶的水神，人们用能够化龙的荃缠驱赶这个恶神。五月五日也是后来屈原投江的日子，人们投粽子于江中，这应该是荃缠遗风的流变。司马迁说《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无论是屈原之前还是之后，荃缠、粽子，永远牵系着民众的情感。每逢端午多风雨，倾泪沅湘汨罗边。蒲艾流水角黍香，至今犹诵《天问》篇。时晴时雨中，发郢都而去闾，过夏首而西浮，上洞庭而下江......经鄂城过溆浦，然后到达了汨罗江，一路行走一路重温《楚辞》。

路上见有人在玩端午斗草，一边在讨论着荃究竟是何香草。荃亦称荪也许是对的，陶弘景说：“东溪側，有名溪荪者，根形气色极似石上菖蒲，而叶无脊。”可是溪荪就是荪或者菖蒲吗？日本人称粽子为“茅卷”是因为最早是用茅草裹的，然后有“菰卷”、“笹卷”等不同材料裹的粽子。祭祀用茅草铺垫祭物表示慎重，是因为“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分封诸侯也要“分茅列土”。“卷”也就是“缠”的意思，那么荃就有可能是香茅草。《离骚》有：“索琼茅以筳篿”；“荃蕙化而为茅”的句子，茅的种类很多，琼茅用来占卜，香茅草脱变成的恶草之茅，外形和蕙兰有点类似。刘勰说读《离骚》：“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们用动植物符号，表达思想，交流情感。如何解读楚地博远的香草符号，也不是后代的童蒙，乃至学者能够拾尽的趣味。屈原对于君王、变节的香草都毫不留情的予以批评，比如“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哀众芳之芜秽”，荃蕙成为了恶草，就应该受到指责，这也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以良知关注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此同时，“哀民生之多艰”、“民好恶其不同兮”、“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屈原并不相信天命、权威之类，他说：“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在他心中，民众始终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来到岳麓书院前，见大门上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突发莫名感慨。《论语》：“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而《左传》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推敲起来也感慨颇多。伍子胥、申公巫臣、白起都是楚人，却都成了打击楚国的重要力量。楚材之盛值得骄傲，令人胡思乱想的是，如果人才都是热衷于内斗弄权之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对楚国来说，岂不更加糟糕？寻找发挥能力的机会无可厚非，然而，他们与屈原相比，究竟缺少了点什么？

《左传》记载：晋楚争霸，蔡国声子，为了帮逃亡晋国的伍举重回楚国，回答楚令尹子木所问：“晋大夫与楚孰贤？”他偷换概念地回答：“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子木是大夫中尊贵的卿，所以晋卿不如楚，先让子木满足一下虚荣，然后就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句话，还说晋国“用楚材实多”，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晋国有大才的大夫，都是楚国投奔过去了。

伍举的岳父公子牟逃亡，楚人以为“伍举实送之。”于是他也只好逃亡去了晋国。但声子却把楚臣投晋的原因，归结为楚国“刑滥”，并举得四个例子。首先是绕角之役，晋楚军战于绕角，晋军将败，逃亡至晋国的析公出主意说：“楚师轻窕，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结果夜战中果然“楚师宵溃。”《国语》的记载是，楚庄王即位时未满二十岁，申公子仪覆为师，王子燮为傅。王子燮在争夺令尹之职中败给了成嘉，就趁令尹成嘉出兵伐舒之机，使人行刺成嘉而失败。权臣当道，楚王受人摆布，有人谮害站在王一边的析公，他见不妙就奔晋了。其次是晋楚彭城之役中将败的晋军，在雍子的策划下反败为胜。雍子是因为“父兄谮雍子，君与大夫不善是也。”而逃亡晋国的。再次是巫臣让楚国疲于奔命，他奔晋是因为魅力太大的夏姬所致。陈国亡后，楚庄王“欲纳夏姬，巫臣曰：‘不可。’”大臣子反欲取之，又被他阻止，楚王把她给了连尹襄老，连尹襄老死后，“其子黑要蒸焉。”而巫臣暗地里也在做周密的谋划，他指使她回郑国娘家，自己便随之娶了她而奔晋。要不是楚共王即位后，子反等人杀了巫臣族子，他也不会去“教吴反楚”。最后是鄢陵之战，楚军有晋国叛臣伯州犁任大宰，晋军则有叛楚的苗贲皇，晋厉公采纳苗贲皇的建议而使楚军受挫。四个例子都是楚国贵族之间为争斗所导致，令尹斗越椒起兵杀死了大司马蒍贾，楚庄王又杀死了令尹斗越椒，其子苗贲皇才逃亡去了争霸对手晋国的。声子的一套说辞，饶了个纵横捭阖的大圈子，可谓开战国纵横家之先河。其结果是楚王听了令尹子木的叙述，“益其禄爵而复之”地把伍举招了回来。楚国的问题不是“滥刑”，而是“众骇遽以离心”后的一潭浊水。

《战国策》有一段苏秦对楚国的分析：“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他还说：“今王之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使王见疾于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过于百姓，多赂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爱，亦非忠臣也，是以国危。臣愿无听群臣之相恶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节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难于无妒而进贤。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数。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数。至于无妒而进贤，未见一人也。”屈原的《天问》对以往天命之类表示了怀疑和否定，总结出“何罚何佑”的不确定性，世间万事相反相成，兴亡得失的根本在于贤才与民心向背的道理。但流失的楚才以及无助的楚民，显然也有他们自身的不足。

宋人葛立方的《韵语阳秋》有一段对屈原的评说：“余观渔父告屈原之语曰：“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又云：“众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酾。”此与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异。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於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谓露才扬己，忿怼沉江。刘勰谓依彭咸之遗则者，狷狭之志也。扬雄谓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孙邰云：“道废固命也，何事葬江鱼。”皆贬之也。而张文潜独以谓“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渔父由来亦不仁。”张耒明白屈原投江的意义而批评“渔父由来亦不仁”，而刘勰所谓的狷狭，是他”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的坚定信念，所以他“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要受命不迁地“从子胥而自适”。鲁迅对屈原的评价是：“怼世俗之混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万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不敢言。”他也指出了屈原的不足：“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然而屈原不同于儒道的退守，拒绝淹没在浑浊浅滩，为惊醒世人，自爱自尊地作最后抗争，以独立人格的精神践履，将永恒融入了瞬间的自豪，却正是鲁迅所说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这种穿越了时空的张力，终于“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坐船溯长江而上，经秭归江面时，岸上传来激扬的号子声：三闾呀大夫哦，听我讲哦，你的呀美名呀，传四方哦，年年呀一到哦，五月五呀，招你的魂魄呀，回故乡哦......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9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