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亮室宽话今昔(嵩县农行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稿)
衣、食、住、行，是人生存的第一要素。衣比食重要，食比住重要。人一顿不吃饭不要紧，但一会不穿衣服就不行，你就出不去门。居住虽被人们生存排在第三位，但在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看一个人的成功与否，贪穷与富裕，首先是他(她)们住的房子，然后才看他(她)们穿的衣，吃的饭。
我是七零年参加工作的。那时候，不说吃的怎样，穿的怎样。就住房紧张程度，就难以言喻。那时，厂里宿舍很少，三十多间机瓦房除了办公室、生产科、供应科、销售科、财务科等办公室外，厂领导是两人住一间房，中层干部三人挤在一起，寝办合一。有了孩子的女工两家住一间房，没有结婚的女工四个人住一间房，十二平方的小屋里搁四张床，床头顶住床头，有的床太长，一边放不下两张，就把床头锯下一截，才能放下。中间只留能过去人的走道。那时我们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是无产阶级。谁偶然有个小木箱，也没处放，只该塞在床下面。
两家住一间房子的女工，生活难堪的程度难以言喻，说出来谁都难以置信，可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没有半点虚构。她们在中间挂道布帘，好像隔断了难堪，隔断了羞涩，实际什么也没隔断，还是在一个屋里生活一样。里面的人翻个身尿泡尿连女人的哎哟声外面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外面男人的喘息声里面的人也听得明明白白。时间长了，住一间屋子里的两对夫妻，也都习惯了，谁也不说谁，谁也不背谁，男女之间那点事，成了公开的秘密。
有个两家住一间屋子的男人，平时他们爱开玩笑，爱说露能话，每当夜深人静，各自把孩子哄睡着，喊着另个男人的名字说:“咱开始吧。”另个男人笑答：“开始就开始。孩子不睡，我就等急啦!”说后二人哈哈大笑起来。
由于房子紧张的比金子还主贵，我们这些男工在厂里居住想都不敢想，因为我们是小伙子，不怕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厂里一直让我们在外借宿。我先后在招待所，二轻局丶城关税所借宿。在招待所我们夜间十二点上班，值班人员不开大门，我们就这个踩住那个人的肩膀翻门而出。有次翻门我裤子被划了个大窟隆，我一手捂着屁股去上班。到车间后，工友们看我屁股上露着内裤，都是笑我。
我渴望在厂里有间小屋，那怕只有三四平方米，能放下一张床就行，不用再在外面打游击过流浪生活啦。
一九七九年我结婚时，厂领导费尽周折给我弄了间小房，我终于算是有了个家。小屋在二楼的楼顶，8平方米大，没有阳台，没有厕所，没有水管，没有橱房。因为房顶露水，四周的墙露得像花脸，斑驳得到处是坑，露着红砖，屋顶凹形的楼板时常滴水，弥漫着霉臭味。好在小屋光线不错，窗含大街，窗前的杨树枝展叶翠，小鸟在上面跃枝呜唱，啼落星辰，啼出黎明，啼来晨曦。
我来看这间小屋时，眉头皱得紧紧的，想着这是住人的地方冯？简直是储藏室。后，又一想，就这领导也是照顾我了，厂里还有那么多人在外借宿呢，弄这间房不知领导作了多大的难。自己要不感恩不说，还在埋怨领导，良心何在？我由不满意变成喜欢啦。我不叫厂里出资修缮这房，自己修缮。工友们听说我结婚，都自动来帮我修房。我给露水的地方灌沥青，有的垒灶，有的烧火化沥青，有的往缝里灌，我铲屋内墙壁上的旧灰沙，有的筛沙有的和灰往屋里掂，忙成一团，把旧墙粉刷成新的墙壁。当墙粉成，又弄来塗料，把整个屋塗抹一遍。经过几天的劳作，一间洁净明亮的小屋装饰了我的眼睛，也装点了我的生活，阳光照在墙壁上闪闪发光，清风吹过窗棂带来诱人的清香。我心里高兴极了，开始布置新房。
那时结婚本来就没有什么家俱，不像现在人结婚，两米宽的席梦思大床，五节组合柜，梳妆台，床头柜，写字台，家用电器等。我那时只有一张自已做的床头床，一个木板箱，公家的一张旧三斗桌，腿还是四下乱晃，桌面油漆斑驳，露出大片大片的白底。这么简陋的家俱，工友们都要帮我安放布置，我说不用，你们都忙乎几天啦。工友们笑说我怕他们吃喜糖抽烟，我只该随他们了。我喜欢看地图，在小屋最显眼最明亮的地方，先把中国地图钉在墙上，然后把床靠墙放着，挨住床放桌子，可桌子长一寸放不下，我无奈只该把桌子两头各锯下半寸才把桌子放下。板箱放在床头，开箱得上床才能开开。尽管地方很小，总算把主要生活用品都找了个地方，使它们各就其位。外面还有一平方多地方，我再也不敢占用，全部交给了煤火炉、案板、锅碗瓢勺。
我结婚时，厂长知道我爱写作，专门给我买了把藤椅，作为礼物送我，我把藤椅拿回去，放这里放不下，放那里过不去人，我又把藤椅还给了厂长，向他致谢说:您的心意我收啦，但藤椅没地方放，也放不下。
那时屋里没有厕所，上厕所得跑到楼西头，洗菜刷锅屋里没有自来水管，得跑到楼东头那一个水龙头水处，有时人多，洗个菜刷个锅得等半天。那时时间都紧张，有人正洗涮，见我去了，都自动让开，叫我先洗，说我时间最宝贵，让出点时间让我写诗，说他们不会。说得我心里暖暖的。那时我最大的渴望就是屋里有水龙头，洗菜刷锅不用别人让我，手一扭，水就哗哗地流。尽管小屋很小，我也很满足，很惬意，必竟是自己温馨的小家，我的心却很广大，也很充实。尽管小屋很窄小，很贫穷，我的心却很绚丽，很富有。下班回来，我坐在桌前读书写作，有时读写到星落，读写出黎明，放飞想象的翅膀，收获着耕耘的秋诗。后来我有了女儿，女儿上学时，我那张四条腿乱晃的桌子，得先让给女儿，待女儿把作业作完，我才能"上岗"。收获那所谓的精神食粮。
我女儿已经十岁了，由于没有房子，还是和我们睡在一张床上。我在那小屋整整住了十年。后来，已经有人买单元房了。听说谁谁谁一万八千元买了两室一厅，我惊奇的不得了，一万八千元，老天爷，天文数字，啥时候能攒够这个数呢？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伊河岸，也吹绿了我们丝绸厂。我们这些职工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四口之家同挤一屋的历史已挥手向我告别。
一九九四年，厂集资盖单元房，一套四万伍千元，一百零五平方米，我也豪不犹豫报了一套。一九九六年搬进了新居，新房子非常宽畅明亮，厅有大厅餐厅，壁洁如雪，地砖似镜，天花板灯开如花，像皇宫富丽堂皇。我在大厅里放上沙发茶几，在对面的电视壁上挂上水晶电视，坐在沙发上，喝着茶拿着摇控器随意调换节目，享受着神仙般的生活，心里畅快极了。室内两米宽的席梦思床随意摆放，再不用为放不下桌子而锯桌面了。
现在，我们丝绸厂虽是破产企业，我们虽是下岗职工，但我们每家至少有一套单元房，有的孩子多的家庭，两套房子的都有，有的孩子还没结婚，已经把孩子的房子买好了。
改革开放以后，那个两家住一间房子的难堪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只能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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