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知青屋

作为上个世纪那场遍布全国城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标识―――“知青屋”，并不是一种具有独特形态的建筑物，而是上山下乡知青们所住房屋的统称。当年下放知青居住的大多是废弃的祠堂、陈旧的生产队仓库、简陋的校舍以及普通的农宅。而我们住的就是与当时村民住的完全一样的两幢平排木头瓦房，原来是“四类分子”富农两兄弟的房子。

1968年10月13日，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永修分校完成了历史使命。全校师生，除少数教师留守学校和调离其他单位外，全部下放永修县内各地农村插队落户。我和同学被下放到三角圩永善村，当时称淳湖公社前进大队17生产队。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永修中学1名男同学和4位下放国家干部，共12人。后来又来了2名上海女知青，组成一个大家庭，称“五七大军”一连五排。我们集体劳动、集体住宿、集体伙食，由干部轮流在家煮饭。因为干部是拿工资的，而下放知青则和生产队社员一样记工分。这种下放干部、知青集体插队的形式可能是江西省特有的。一年之后，一些干部调走了，亦有部分知青迁往别处。1970年柘林水电站开工，大多数知青都被安排到电站工地参加建设，“五七大军”自然解体。我因在永善小学任教师，没有和同学们一起去柘林水电站，原本热热闹闹的知青屋，就剩下孤零零的我。从学校到集体下放插队，过惯了集体生活的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回老家之意由此萌发。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于1971年4月离开永善，回浙江云和继续当下放知青，从而离开了江西、离开了永修、离开住了两年半的知青屋。

知青生涯是人生的一道风景，当年的一幕幕就像刀刻一样印在我的脑海里，任岁月流逝永不磨灭。承载着我青春的这块黑土地已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田，与我的血脉连为一体。离开江西15年后的1986年，重返江西永修看望在这里定居的大哥，曾从县城骑自行车20多里到永善村，看看父老乡亲，也看一看我梦中的知青屋。

半个世纪，匆匆过去，潮涨汐落，荡涤了多少观念；斗转星移，颠倒了几许是非。而唯独知青生涯中养成的中国老百姓勤劳俭朴和纯朴真诚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黄金。

2015年10月，千里迢迢到江西省永修县参加母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永修分校50周年师生聚会，与老师同学相聚时，自然与当年一起下放农村既是同学又是战友的老插们亲上加亲。战友们大多居住在当地，离开永善近半个世纪，近在咫尺，竟没有一人再回去过，可我仍想再去一次永善，去看看村民，看看居住过的知青屋，看看我们原来洒过汗水的土地。我的建议得到大家积极响应，徐毛毛还主动叫她女儿驾车送我们去。永善村老乡袁涛鹏是我的好朋友，尽管分别几十年，却一直保持联系，他如今住在县城，我约上他为我们带路。

走进村口，一拨村民正围在一起拣棉花，竟然还有人认得我们，并叫出我们的名字。当年的好朋友小蔡闻讯赶来，陪同我们在村里转。在村民热情邀请下，我们还走进两户村民家共叙旧情，回味半个世纪前的酸甜苦辣。当年生活劳动的场景随着彼此之间的回忆，又浮现在眼前。我们又仿佛回到了从前，回到那青春的岁月。

我们找到当年住过的知青屋，其实就是袁涛鹏家的房子，后来落实政策予以归还。房子仍完好无损，可已久未住人，四周野草丛生，破旧荒凉，已没有了当年的生机，村民们都搬迁到新村新房居住。我们扒开没膝野草，在旧居前拍照留念，大声呼喊：“我们回来了”。人人泪流满面，相拥而泣。袁涛鹏说：“再过十年，我还陪你们来看知青屋”。可我们都已是奔七的年龄，不知是否还有下一个十年。如果青春可以重来，我依旧愿意在这块肥沃的黑土地上挥洒汗水；如果岁月可以重来，我依然愿意拿起教鞭，在那简陋的教室里教书育人。岁月蹉跎，记忆悠长，我们在缠绵不已中相互道别，期盼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