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那年

1966年我十三岁，在离家七里多路的白疙瘩中心小学读高小六年级。在即将毕业考初中时，文革开始了。随着中央“5.16”通知和“关于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规定的颁发，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开始了。随着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我们这个学习很好，又是班长的好学生，由于家庭出身中农，不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无缘进入刚刚成立的红卫兵组织。

“红卫兵”名字的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刚开始，这个由北京北大附，中学生自由组织的秘密团体，因为干扰了工作组在中学的正常工作，被视为非法的反革命活动。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而强行解散。最先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连续写了一二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造反有理，要一反到底。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组织从北京蔓延全国，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一种强大的集团力量。

后来毛主席还先后八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代表。我家大表姐比我大四岁，有幸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使我这个不是红卫兵表弟很是羡慕。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人们不在拘泥于学校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名目多样的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般的成连起来，于是乎，我们十几个不是贫下中农出身自行成立了一个“红色战斗队”，后来与上届朱进周同学的组织,合并成为“2.25红色战斗队”。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处处都在“战斗”。我们县一中，有个“血战到底兵团”，与县城的“红色赤卫队”真枪对抗。不断有流血牺牲。各个县公社大队和团体，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那些节目主持人，当是叫报幕员。她们出来报幕，也充满着火药味——“某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现在战斗开始”。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了在新疆听到的一个笑话：说是一个维族红卫兵第八次在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回去后，不少人要他讲讲毛主席接见的情况。他就用半生不熟的汉话说：毛主席嘛，在上面。我们嘛，就在下面。毛主席嘛，手里拿着一个帽子，一边挥着帽子，一遍说：“谁的帽子，谁的帽子？”我们都跳着说：我的，帽子，我的，帽子！（因为当时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很激动，激动的一边跳，一边很有节奏的齐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对于初到北京汉话不很通的维族青年就很容易听成：我的，帽子！哈）毛主席说说了嘛：“谁的帽子也不是，这是我的帽子。”就戴上帽子，走了嘛”。

接下来，就是红卫兵大串联。学校早停了课。每天批校长，斗老师。最关爱我的王阵营老师是个“右倾分子”也受到平时不爱学习的同学的批判。是我心里很不好受。到地主家里抄家，看到好看带一点古色古香的器皿，就说是四旧，就要砸烂。刚好我家姨夫在小学当教务主任，老人家虽然没有挨过批斗，但也算是走资派之列。老人家告诉我：“不要参加他们那些活动，好好看些书”。好在我不愿干这些事情，就默默的借些杂书看。组织红卫兵，也是为了好奇。对于大串联，我们年纪太小没有思想准备。已经到了阴历十一月份，才在我们李德敬老师的带领下，学着红军长征的样子向洛阳进发。当时我穿的上身是黑粗布棉袄，下身穿的是黄颜色染就的粗布棉裤。头上戴一顶仿制的黄色的解放军帽子。这都是妈妈做的。因为妈妈在大跃进的年代是一个大队干部，学会了用缝纫机。所以我的裤子总有两条立正线。这在当是的农村家庭应该是比较时髦的。因为当时毛主席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战士，是青年人崇拜的偶像，穿军衣戴军帽，是一种时尚。当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的中央领导就是穿的绿军装，被接见的红卫兵只要条件好一点，都穿绿军装。当解放军是那时青年人的梦想，甚至当一个农垦战士，也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高不可攀的夙愿。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有一顶解放军帽就足以让其他年轻人高看一眼。每逢看到家里有哥哥在部队能戴一顶军帽的同学都令人肃然起敬。我家在以前没有解放军也没有当解放军的亲戚，当然没有军帽之类的军品，只好自己要求妈妈给我仿制。因为没有布票买不到绿色的布料，只有把妈妈自己织的粗布染成绿色的。因为染色技术有限，穿上不久就退色成了黄颜色。好在裤子左右两边有立正线，加上在三舅舅家里的弄了一根农用喷雾器上的背带作为武装带，扣在要腰间，还可能有点精神吧。然后又把家里的薄被子用犁面绳（农村用来固定木犁配件的细麻绳）捆起来背在背后。带着到村大队部领了十斤粮票，五元钱，扛着红旗跟着李老师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远征。

早上从学校出发，晚上已伊川县鸣皋乡招待所。第二天经过伊川县城，上午到达龙门石窟，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看到龙门神像，残缺不全的样子。加上文革动乱，人为破坏。给我的印象没有那么神圣。最深的印象，就是拥抱了佛像的粗腿。下午在龙门街里是坐一辆解放牌加一个帆布蓬的代客车，到洛阳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的。这次长征并没有完全步行。

在在洛阳师范附小，总共三天，第一天看了火车站，火车汽笛鸣声振耳，上厕所还有点害怕。第二天参观了轴承厂和玻璃厂，弄了一把废钢珠和玻璃弹球，这些就足以令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高兴一阵，回到家里可以拿出来显摆，骄傲一阵子。这次远征，李老师并没有安排我们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就是开开眼界。就是看了一些大字报，看了洛阳师范一附小学彩排的歌颂文革《十六条》的表演唱，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个子女孩，领唱：“十六条啊，真正好，忽而嗨哟。。。。。。。。。”

因为刚好到洛阳，中央就下了通知，“红卫兵停止大串联，返乡闹革命”。第四天我们就打道回府。回去，没有行军，还是坐的是用帆布罩顶的代客车。我记得是一元九角的车票。

从此以后，就没有正经上过课。也没有课本。好在我们的李老师不是多事的人，串联归来也没有组织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没有挑动学生斗老师和走资派，仅仅是带着我们开了一次小小的眼界。我们的李老师经常给我们读《欧阳海之歌》。李老师是一个很会教学的语文老师，朗读课文声情并茂，不时的说一个小幽默，吸引学生。他那时朗诵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音容笑貌，到现在我还耳熟能详。后来我在工作中也效仿他教学时的方式和方法，自我觉得很有用处。

我们这一代人文化学习被耽误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我来讲，有点象《平凡世界》里的孙少平：无论再苦再累酷爱读书。读起小说，手不释卷。上课读，走路读，田间劳作休息也读，做饭烧火，边拉风箱边读，吃饭端着饭碗时也读，睡觉前后也读，甚至蹲茅坑也读。当时人们认为是个书呆子。

现在看来，不论啥书读了总有好处。本次人大会议克强总理把全民阅读写进了报告，在答记者问时又强调了“全民阅读”，我觉得这一点很朴素，也很重要。对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很重要。无论啥书，只要读了，总用用处。

四十九年去了，回忆起来有很多感想。想的最多的是再回老家，去看看李老师。

2015年3月16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