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大车

我的老家有一辆已闲置多年的四轮大车，其实，那是一辆普通的大车，与一般农村用的大车没有什么两样，在我们山东濮县（今河南范县）这样的车是再普通不过的。

用熟铁打成的车瓦、车寨，用黄槐豆青槐子树木做成车架，轮叶。早前在山东濮县（今河南范县）农村呆过的干部，教员、指挥员和战斗员，都见过这样的大车，大车曾是当时农村单干户，尤其田地多的农户重要的运输工具，那个村没有三五辆？大车简直就是战斗用的枪，耕田用的犁，学习用的书和笔。

听家父讲：我们家的大车还给刘邓大军送过粮食呢。说起来话长啦!我们家的大车是我太爷爷花13袋半麦子（当时农村用线织成的布袋，标准袋60公斤/袋）在河东（今山东鄄城一带）一农户家买的，载重650公斤，要用两头牛拉。当时，我们家只有一头牛，买了车，再也买不起另一头牛，没办法就和我们的村邻一户李姓人家搭伙计，农闲季节一天还拉13车土垫宅基。

那时的农民过着自给自桃花源式的生活，“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可好景不长，爷爷13岁时，日本侵略中国，从此，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天，爷爷看到看到从北方溃败下来的国民党部队，部队中混杂着他们的眷属，坐在木轮大车上，在金堤上缓缓颠簸行进。在黄河滩上爷爷看到一个农民用铡刀将一个日本侵略者劈死，因为那日本兵强奸了他的妻子。日本侵略者还一把火将那村庄烧成灰烬。这些是爷爷最初看到的血与火的残酷战争场面。

1944年1月，我的爷爷在家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村里组织模范班班长；1945年1月参加八路军；1947年，刘邓大军过黄河时爷爷已升任侦察排排长，他专门回家动员父亲，赶着家里的大车去山东吉山给刘邓大军送粮食，这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也给我们家这辆大车增添了革命的色彩。不幸的是1948年1月14日，我的爷爷在山东菏泽县小刘集战斗中牺牲，年仅23。爷爷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牺牲给太爷爷带来巨大的悲痛，这种创痛一直萦绕在太爷爷心中。

1965年，太爷爷没有忘记国家，当中国共产党发出“农业合作化”的号召时，太爷爷就把自家的黄牛和各种农具连同那辆大车，无偿地捐给生产队，因这辆大车曾是牺牲的爷爷动员家里人给刘邓大军送过粮食之故，生产队上说就给老人家留个纪念吧。这期间，共和国的农村也经历了单干、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所以，大车在家慢慢闲了起来。

随后，独轮子的人力推车（开始是木轮子，后来就改为胶轮子）开始流行，60元/个，出一天工就给记工分，每个生产队20余辆，此时大车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有一次，太爷爷把大车生产队，那时生产队没有大车只有独轮人力推车，每个生产20余辆。队上借车要给记工分，太爷爷说啥也不要工分，还说车在家闲着也是闲着，队上大伙有困难啦，用一用何妨呢！小队长拗不过，又感觉实在过意不去，中秋节时就给太爷爷送来一块肉，老人家也不要，队长说啥也不同意，放到哪里就走了……待到秋后收完庄稼，大车被送回来放进车棚，印象中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用过大车，只记得我小时候当床在上面睡觉。

后来，生产队买了三匹马拉的胶轮子辕车，一个驾辕，两个跑前套。再后来，生产队又买了“东方红”牌链式拖拉机，不但耕本村的地，还出去给外村耕地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富民政策得到落实，农村有了拖拉机，也就用不到大车啦！大车就一直默默沉睡在车棚里。

1998年4月，为缅怀冀鲁豫边区党组织和军民的丰功伟绩，发扬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在杨得志、段君毅、赵健民等老同志的倡导和组织下，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省委、省政府报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共同筹资，确定在菏泽赵王河畔兴建的大型跨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时任总书记江泽民题写了馆名——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朱镕基总理为纪念馆批拨了专项资金。2000年5月建成开馆，这期间，我看到一份有关征集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展品的通知：广泛发动群众征集，赠献展品。别人动员我把家里的大车捐出去，这是有纪念意义的革命实物，可惜馆里要求让本家人送去，加上还需过浮桥，交通和通信都不方便，最后只好作罢。

2001年，我大哥买了一台拖拉机头，因没有车斗，就把那辆大车的4个木轮子卸下，让电焊工焊了一个槽铁托架，配上车轴、轮胎、算是又启用上祖上留下来的大车。当时，不仅可以农用，有时也用它走亲串友，每到一处，就会吸引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围着大车自言自语说：这车有些年岁啦！

看着这古为今用的车，我很想知道它的一些历史，于是问起父亲，父亲便给我讲了上面我家大车的故事。

2009年《运输经理世界》4期以《一辆大车的故事》发表；2009年《中国道路运输》11期以《一辆大车》发表，本文对比两杂志发表的文章和原稿，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