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槐树下的铃声

一天，家父告诉我说：他想起老家当街的那棵苍郁的老槐树了，他已不记得它的幼年，历经几十年，夏日苍翠欲滴浓荫。大伞似的树冠下留下刻骨记忆的场所，来村耍猴的、瞎子说书的、露天放电影、开任何一次批斗大会、村里重点新闻的发布等都在那里进行，但这一切都如过眼烟云，什么也没有留下，唯有那树上的铃及铃声，让他铭心刻骨，一生都难以忘怀。

我们河南范县王楼乡皇姑庙村委会原先有6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铃，七十年代铃声就是命令，但大多生产队的铃是由犁铧尖子做的，队长手里拿个靶齿——打铃的铁棍，声音最亮的当数三队的铃声了。据说，那是一个卖油的油铃，高高的挂在老槐树下，每次社员开会，分工派活，队长便打铃，一遍预备、二遍集人、三遍出发，因此，一般二遍铃响过之后，社员们才出家门去集合，三遍铃响过之后，副队长才带队下地去干活，正队长一般只管打铃、说话安排事不干体力活：“村北的红薯秧要翻啦，由妇女副队长带领妇女们去翻，村西的高粱、豆子，谷子等要除草啦，副队长带领青壮劳力锄地，我去开会，等散了会我去检查。”

铃声招着人们去干活，但却招不来财富，人们到地里只是熬时间混日子吃工分，干好干坏一个样，父亲给我介绍那时出工记工分的情况：早晨2分，上午、下午各4分，10分一个工，人们有劳动工具的出工也给加工分，劳动成果是按人口和工分分：人口和工分按“三七”、“四六”分不等，那时候，基本是靠天吃饭，没有机井，有洋泉水车，不干活，只听水车链子声，即便是浇地也没有磷肥、化肥等，生虫子了，就撒一些草木灰，一年又一年铃声似乎一天比一天紧，而地里的庄稼越来越少，荒芜的土地逐年增多，用牲畜耕不动，人们就用铁锨翻地，人一天比一天穷。用“穷的叮当响”来形容那个时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一个生产队开一个菜园，也是按人分菜，一般只是家里来客人啦才去领一些菜，平常很少吃菜，吃咸菜、酱豆、或者吃辣椒黄面湖子……麦子根本不够逢年过节用的，只能如此。

清楚地记得八十年代初，铃声最后一遍响起，那次的铃声比先前任何一次都有号召性，村民们都提前来啦，比任何一次都齐，原来是抓阄分地搞承包制了。

从此再也听不到铃声啦，但村民们每天都比敲铃出工早，他们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劳作，地里的农作物也变为麦子和玉米啦。三年没过，同样是先前的土地，每家粮食开始有剩余，邻居们依然到树下吃早饭，手里的窝窝头变成了白面馍，抬头望眼树上的玲，那铃依然在，只是锈迹斑斑了，村民们长叹说：把玲摘了吧！千万别再敲响啦，我听了心酸的哭啦，铃声呀，可千万别再敲了，我们怕呀！

三十几年过去啦，槐树更加苍翠，密秘的叶子中间，仔细看那铃还挂在上面，人们大都忘却啦。村里开会，有什么新闻发布改用“大喇叭”，上面一吆喝，村民们不出家门就知道啦，没有人再去理会那树上面的铃，前年“村村通”水泥路时，由于道路加宽，不得已，把那棵老槐树刨啦，铃、耍猴的、和说书的老艺人算是已绝迹了，现在，每家的电视里都传送着天堂妙音，火箭送卫星升空时耳边似乎传来轰鸣声，在咱中国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什么的，明、后天气如何？不用问别人，打开电视，一家人在电视机前，“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要不是父亲讲起，似乎早已忘却了那树，还有那树上的铃声。

《公路执法》2013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