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没有？

正是夏天燠热难当的时候，中午吃过饭，我用毛巾擦了擦满脸的汗珠，带着裹了一身热气的滑粘，躺在了竹席上，打开室内空调，准备午休。朦胧之中，听到枕旁手机响起了振动。摸到了手机，睁开眼一看——是老家邻居建斌打过来的。
建斌在那头说，大队这两天通知，让各队上报现有的土坯房子，说是改造完房子，上面有补贴。你家的房子报不报？
我说，噢——让我想想，一会儿给你回过去。
老家村子里，现有的土坯房不多了。我印象中只有极少数人家现在还住这种房子，春毛家、孟北家，还有谁家，不能确定。总之，只要回到村里，现在一街两行都是高门楼，两层或一层单元式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把村道和院子弄得狭窄异常。老土坯房子实在是少而又少。即使在外工作、不常在家里住的人家也都卖了宅基或改造了老房。土坯房成了农村少有的景观，成了令人回首以往的遗物。在现在的小孩子眼中，它们或许成了不可捉摸、无法明白的老古董了。
可是对于我来说，家里的三间土坯房是与故乡血脉连接的最直观的实物，是放在心里头的温暖和厚实，是想起老家的第一念想、掠上脑海的第一景象，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把老房子扒掉的。四年前，我托家里的大哥找人专门对它进行了揭盖换瓦，重新修葺。最起码再停上十五到二十年没有露雨掉渣的隐患。
想了想，我回拨了电话，我对建斌说，我家的土坯房就不上报了吧，谢谢你的萦记。你知道，那房子四年前才拾掇好，咱家里现在又不急着回去住。不急着改造，就不能花上级的补助，人家将来是验收后再补助的。
建斌在电话里说，那好，就不报吧。我只是把这个信儿捎给你，让你知道这事儿。
放下电话，再也没有睡意了。脑海中把家里的老土坯房根根梢梢、角角落落又细致地过了一遍电影，心里头涌上了一股杂七杂八、莫名难状的感觉。
仿佛父亲正站在倚靠于房子前墙的木梯上，把一兜儿一兜儿的新玉米穗往铁丝套上去吊，对在厨房做饭的母亲喊道——“听见没有？把钳子拿过来，再拿点铁丝，让我把吊弄结实。”
又仿佛父亲在正屋的木棚上正摆弄着几根木头，他对院子里的母亲喊道——“听见没有？把院墙根下的那根槐木椽子拿来递给我。”
我在床上翻着身子，听到父亲不停地喊着母亲的声音——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一声声的喊叫，分明响在耳旁，我又站在老家的院子里，桐树下，玉米吊子旁，那条黄狗还在身边转悠，十几只鸡在角落里啄食。突然，我非常想喊一声爹。我张开了嘴巴，用力地喊着——“爹——爹”
可是我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觉得嘴巴发涩，口腔干燥发渴，舌尖顶得上腭发紧，就是发不出声来。24年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喊一声“爹”，“爹”这个词在我用语言交流亲情、呼唤亲人的世界里永远消失，我的嘴巴和舌头失去了呼唤喊叫这个词的功能。蓦地，两行热泪从我的眼眶中溢出，滑落在腮边枕上。
在过去，父亲和母亲在儿辈们不在场的情况下，常常以“听见没有”这一提示语作为相互打招呼的用语。至少在我的老家，父亲们和母亲们，乃至祖辈以上的人们，是以“听见没有”作为夫妻呼唤用语的。我不知道，这一用语是否带有古代乡村礼仪的痕迹，是否存在着在漫长岁月里，关于伦理道德的某种隐秘的符码和规范。只有在儿辈在场时，夫妻之间才不会这样称呼，而是以“喊你妈”或“喊你爹”来代替。在我的印象里，土坯房里成长的前二十年时光里，“听见没有”这句话，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记忆。这句话串起了我所有的乡村童年时光，串起了我的农村生活的点点滴滴。听见这句话或者想起这句话，随着回忆扑面而来的就是裹挟着无数影像的故乡，包含着无数温馨的老家。这些都根植在我的身体里，成为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我要说说我的老家房屋，它的基本物质构成就是黄土打成的剥板墙，用黄土做成的土坯，用黄土烧制的砖瓦，用黄土和泥抹上的墙皮，用黄土夯成的屋子地面。还有在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木材做成的门、窗、檀、梁、椽子，还有石头做成的根基。当我试图写下这些句子时，我的内心充满着一种神圣的感情，这种感情仿佛与生俱来，在我的身体里一直潜藏着，只要有合适的触媒来引燃，便炽烈蔓延，如一头怪兽在体内游走，在我的血液、骨骼甚至毛细血管里，四处逡巡奔突，它让我的四肢百骸处于某种失重状态，感到轻飘恍惚，好像踩在棉花团里，又像缥缈在云端之上。
1970年代的农村，盖上三间土瓦房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这项工程不仅花费钱粮，更要耗费气力，旷日持久。对于年仅三十岁的父亲来说，当时他年轻有力气，但是对于一项从未从事过这项工程的他来说，说出“盖房子”这三个字，绝不是上下嘴唇碰碰那样简单。后来我多次听到母亲说起，父亲盖房子过程中的种种思虑和实施过程中的好多具体细节，足以感到“盖房子”的愁肠和份量。
先是打造宅基。在村东头的长满野生棠梨、刺槐以及黑首乌、枸杞、荆棘等乱草的荒坡上，我家分了一块三分地的地基。这片荒坡上从未分过农户的宅基，离村较远，村人称为“东坡”。白天要集体上工，利用晚上和法定的假日，父亲叫上亲戚族人艰难的镢刨车拉平整了基础。之后，每年夏秋村前的沙河涨水后，许多大石头被冲刷出来，不规则地推满河床，父亲总是在洪水稍停时，就拿上工具，去河滩上盘石头，把能做根角的石头盘成一堆一堆的。待闲时，再用架子车拉回到宅基地。挖出根基壕，找村里的匠人们按石头的形状大小，干砌出根基。
村南、村西有白土，适合打墙，把白土刨下，用车子一车一车拿回去，推在房基中间。然后，找村人一层一层地夯土打墙。打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集体合作，把白土浇水弄湿，再把土填入支好的剥板框架里，两人执石锥一下一下地夯实，只见两人齐上齐下，节奏一致，气息相通，“嘿——嘿”，“嘿——嘿”，韵律鲜明，使少小的我看来，是极有神通的手艺。打一层褪一层，把木板剥下，再支再填土，一丈多高的土墙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农闲时节，备好吃食和木料，匠人们解板、晾炕，打墨线，锯、锛、凿、刨各有其用，门、窗、梁、檀就是在一挥一送中，锯末刨花飘飘而下，叮叮咣咣，雕琢而成。那时候，请匠人没有给工钱的，一碗白面捞饭，几个白蒸馍，炒上青椒，浇上蒜汁，一个个蹲在地上，吃得满头大汗。
从上梁到合龙口才算是真正出活儿了，这一时节一般要叫上十几个、二十几个人，从拉梁上架，到垒山墙，放檀挑，钉椽子，上苇扒，抹土泥，摆瓦起脊，最后在屋脊上扎上三根小红旗，用丝线固定好。一阵鞭炮声中，三间土瓦房大功告成。内脊上有牵杆，用刨子刨得平整，白茬鲜亮，父亲用蘸得饱满的毛笔，淋漓地写上“一九七八年四月某日农历三月某日户主万选钦率子建国仝立”字样。这行字中有我，但我没出一点力，落上儿子名字，是承先继后的意思，以示建房大计、代代相传。它是一个户主完成一项艰巨工程后的文化标志和镌功标识。
大规模找匠人、找小工需要集体力量干的活儿结束了，这仅只是新居的第一步。其后，父亲开始了常年累月的对新居的整饬。把在外面打的土坯拉回家垒界墙，屋里拉土垫地坪，屋外用土泥抹了一层墙皮，把剩余的木料放在正屋的木棚上。又在东山墙外搭了个厕所。1978年5月我家搬进了新居——三间崭新黄亮的土瓦房。
一年之后，父亲在西山墙外，又搭建了一间厨房，从此不在上房西屋烧火燎灶。又三年，利用春节闲时拉土打墙，把一圈院墙打了起来，院墙上用玉米秸造檐，上用黄土堆尖拍实，院门用木板集成，上边用油毡搭了门檐。一个四四方方的院落形成了，我家新居有了“家”的样子。又两年，父亲在院墙左侧空地外建成了个猪圈，院墙掏洞作门。只此满足家庭功用的各种营造大体结束。
父亲对新居充满了热爱，用一点一滴的行动做着局部的更新和改观。比如，上世八十年代他把上屋的地坪用红砖铺了一层，从大门到正屋用红砖铺了甬路。1987年秋天，他叫上我在大门右侧打井，掘地一丈四尺涌出泉水，安上了压水井。
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个当年做门窗时，顺手做的一个三屉桌，摆在正屋中间。后来农村兴起了盛放粮食的洋灰缸，他分三年做成了六个，正屋三屉桌两旁放两个，东屋放两个，西屋放两个。这六个洋灰缸既盛粮食，上面还可摆上杂物，俨然是家里的大物件了。
随着岁月流逝，父亲把这些活儿做得有模有样了。他对我说，厦房我不盖了，等你长大有本事了，你来盖。没等到这一天，到1988年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盖起了厦房。那时候，已兴起了红砖到顶的房子，雇匠人是要掏工钱的，砖瓦也得用钱来买。他提前赊来了百余顶砖，买来了钢筋和水泥，让邻村腾王沟的一个小工队来集中盖了十天房，花了1300元工钱，盖起了两间红砖到顶的厦房，比起当年盖三间土瓦房时花销的600元钱，这次盖厦房前后花了2400元钱，父亲扳着手指在饭桌前对我讲起了一笔一笔的开支。他说，家里的房子你不用萦记着盖了，你结婚也有房子了。将来兴什么的时候，你再翻盖，我是不管了。
但他还没有闲着，离他去世还有半年的1990年8月，他又找人在院墙左侧、猪圈上方盖起了一间牛屋，当时我没在家，回到家里，父亲自豪地说，以后再下雨，也淋不着牛了。
父亲去世后，邻人告诉我，家里要出事是有征兆的，你家上房东头的矛头掉了。我看了看，果然，父亲住的上房东屋房顶的矛头不知何时掉了，成了缺口。莫非老屋凝聚了父亲的心血，人屋已成为一体，连房子也沾上了人的灵性？！
20多年来，家里的院墙换成了砖墙，门楼也换成了时兴的高门楼，贴上了红色的瓷砖，牛屋毁掉了，猪圈换成了厕所，原来的灶房也塌了，压水井因连年干旱，也成了废井，早已填实。厦房进行了补修，上房的三间土瓦房也重新整修了屋顶。每年有事回家，我都要房前屋后转一次，特别多看两眼老家的三间土瓦房。为了不让房子久不住人以致坍塌，同村的远房侄女为了孩子上学借住我家，我满口答应。家里住人，最起码不会荒草满院，狼籍不堪。
多少次回到老家，除了站在父亲的坟前让我感到贴实亲近外，就是这三间土瓦房使我对故乡充满了无尽的依恋。这三间土房里盛满了我对家乡、对亲情、对父亲的回忆。房前的窗户边上有父亲当年吊玉米穗钉上的四根木桩，木棚上的小门楼边还有父亲当年写的一副小对联：“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纸色发白，但字迹还很看清楚。门槛两旁的一对石门墩颜色已浅淡，那是1975年我家分了40多斤稻子，父亲舍不得自家吃，到鸣皋镇集市上卖掉稻子买回来的。木棚上还放着一个草篓子，当年家里养鸡，父亲扛着这个草篓背着十几只公鸡，大热天到洛阳去卖，在洛阳的工厂小区里卖了一天，还剩下四只鸡，傍晚又背着草篓回到家里，没舍得在洛阳喝一口水、吃一个馍。土屋中还有父亲当年用的杈、锄、镢、锨和老架子车车轮，即使上面沾满了灰尘和蛛网，它们仍有着穿过岁月留下来的光亮。
这些年无论住上楼房，睡上软床，还是到外地出差住高楼宾馆，再好的房子，也没有在老屋簌簌落下灰尘的硬板床上睡得踏实甜香。再好的空调、再舒适的温度也没有老家土屋里的冬暖夏凉贴心适意。再好的饭食、再高档的饭桌也没有老家正屋下一个简陋的木桌上吃着粗菜淡饭来得滋味悠长。
我多么想回到过去，那些个春节初一的早上，父亲起得大早，在正屋的火盆上架上树圪瘩，放上柏枝，清香弥漫中，他用两只手近火炽着，一缕白色的蒸汽在他的手心手背上升腾，而我挨着他，坐在火旁，系着新靴的鞋带子，听着远方传来的一阵又一阵的鞭炮声。
我多么想回到过去，从学校归来，他在正屋的木棚上或前墙的玉米吊前，听他对母亲喊道：“听见没有？......”
二十多年来，我没有喊叫过“爹”，我失去了发“爹”这个音的功能。我总想，等退休的时候，我要回到老屋居住，厚实的土墙像父亲的臂膀，会如儿时一样呵护和温暖着我。露朝雨夕，正屋静坐，我轻轻地呼唤着——“爹”，送上久违的问候——在隔世的时空里，您还好吗？我要和您悄悄地拉起家常，诉说一路走来的风尘细事......
父亲，您听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