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奶奶

作者：崔文澜

尽管早就知道了舅奶奶家的近况。但是，当我站在她们家那早已破败的院子里时，还是被眼前的景象给震住了。
那是今年大年三十的早晨。父亲叫我跟他一起，去离我们家不远的舅奶奶家，拿一些晚上用来点火接神的香柴。我问父亲，舅奶奶家不是早就没有人了吗？父亲说，她们家是没有人了，但钥匙却还在我们家，她们家那么多以前剩下的香柴，一直没人用，我们再不用就浪费了。
打开大门，如打开我儿时的记忆，可这份记忆中的院落，却没了儿时的那份美好。眼前的景象可以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
印象中，舅奶奶家干净整洁的院子，现在却长满了半人高的蒿草。舅奶奶用来晒粮食的院台上，到处都是鸟粪。有几只像野鸡一样的大鸟受到惊吓，从北房已被撕破的窗户里跳了出来，“嘎、嘎”叫着飞上了屋顶。
儿时的记忆中，那窗户纸是舅奶奶最得意的作品。每当过年，她都会用红纸剪出各种各样的窗花贴在上面。如果我们不小心撕坏了一点点，她都会心痛地叫嚷半天，然后，小心翼翼地再剪出来一种花样，用浆糊粘上。现在那些破损的窗花还依稀可辨，颜色却如那远去的记忆，泛着青灰。
拨开院子里的野草，慢慢地打开那扇曾经熟悉的北房门，屋里的景象比外面好不到哪去。像是最后一次搬家时过于匆忙，或者是遭到了抢劫一样，里面的物件都是东倒西歪，横七竖八。水缸、桌子、椅子、炉子、锅、碗、盆子等散落在各个地方。那两只被庄稼人当成最宝贵家具的面柜，也像被打倒的两个大汉一样躺倒在地上，我甚至能听到它们的呻吟。蛛丝网挂在每个角落，老鼠肆无忌惮地来回窜动，这里成了这些畜牲的王国。炕上的羊毛毡早已不知去向，如舅奶奶那走失的二儿子一样，遥无音讯。但，从零乱的铺炕的草堆里，找到了我的一个作业本。那也许是我拿来给舅奶奶的大儿子，国福叔用来卷烟的本子，或许是在她们家写作业时不小心落在那里的，已经无从而知了。
屋里阴森的气氛，让我不寒而栗。我有一种悲凉的感觉，这种感觉好像在梦中出现过，很苍桑，很无奈，只有想到死亡或者是逝去的人时，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赶紧退出来。父亲已经从房顶上捡了一些干燥的香柴，正在捆绑。香柴被揉搓后，散发的香气把我从那种悲哀的情绪中拉回现实。
我帮父亲把香柴扛到肩上。出了舅奶奶家大门，并认真地锁好门锁后，我问父亲，为什么舅奶奶家败落得这么彻底？两年前她们家里还很好呢，母亲甚至还很羡慕舅奶奶家库房里那堆粮食，说她们就是吃三年也吃不完。父亲淡淡地跟我说，还不是你舅奶奶的原因，太固执了，两个儿子一直娶不上媳妇儿，最后老大远走他乡，老二至今不知下落，三个姑娘也是嫁得一个比一个远。
回到家里，我又问起母亲，关于舅奶奶的情况。母亲叹息说，舅奶奶临死的时才可怜呢，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在最里面的小兜子里用手绢包着二十元钱，那还是我有一年过年时给她的呢。儿女没有一个在身边，多亏了街坊邻居才把她安葬。
我也深深地叹了口气。舅奶奶家如此败落，其责任确实是舅奶奶的原因，可是谁能说她不是一片好心呢。
舅奶奶是从离我村很远的地方，嫁到这儿的。据我奶奶说，她来的时候很可怜，还带来了一个儿子。她的丈夫是我们村小学的老师，但从我记事起，他已经不能上课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几年后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家是舅奶奶在支撑着。
舅奶奶的姓名至今无人知道。之所以叫她舅奶奶，是因为我们叫他丈夫舅爷（据奶奶讲，那也不是亲戚关系，好像他们祖上，跟我爷爷的爷爷是拜把子兄弟，才有这样的称呼。）村里的人们就跟着我们家的叫法，也叫她舅奶奶，好像这三个字就是她的名字一样，在村子中流传开来。
我的记忆里，舅奶奶是个慈祥的老太太，虽然我从记事起，她已经来我们村子很多年了，但她说的那种前山人特有的口音却一点都没有变。且常常惹得我们哄堂大笑，比如，我们说“一块儿”，她却说“一同儿”，我们说“土疙瘩”，她却叫“土胡几”，我们称孩子为“尕娃”，她却叫“尕杂儿”等等，高兴时她还叫我们“尕肉儿”。她对人特别好，很温和，平时因为自己口音的问题，常常引出一些笑话来，所以大家有些时候也有点喜欢她，会跟她开开玩笑。她还很喜欢小孩子，常逗我们玩。有些时候甚至还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炒豆子、瓜仔儿之类的小吃，慢慢走到我们跟前：“尕肉啊，吃点，来吃点舅奶奶的豆子，脆着呢，我们一同儿吃。”我们也会在大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吃她的东西。
吃她的东西我们要瞒着家人们。如果家里人知道我们吃了舅奶奶或者是类似于她这样的人家的东西，非得挨揍不可！
因为在我们村子，乃至整个乡以及全县。甚至相邻的一些府县，都有一个风俗，那就是把人们分为两种：“香人”和“臭人”。
“香人”和“臭人”的分法是世袭且遗传的。它似乎是一种遗传病，用现代医学来说就是狐臭。人们用这个标准把村子里的人家分成了两个等级，且这个等级终生背负,世代相传。
“香人”和“臭人”的界限明确且不容置疑。谁家要是跨越一步，那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子孙，且将遗臭万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非常小心，尤其是在婚姻大事上。
所以人们如果要提亲，必须要提前打听好对方家庭的“香臭”问题，为了在打听的时候隐讳一些，“香臭”问题就改叫为“出身”或者是“生秀”了，就跟文化大革命时“地主”，“贫农”，“四类”的成分一样。而那些倒楣的臭人家，被形象地说成是“长袖”，而“短袖”人家就是没有问题的香人了。
一般情况下，“香人”家和“臭人”家是不能来往的，互相提亲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就保证了世袭的纯洁性。至于等级，“臭人”略低一点，因为一个村子里他们毕竟只占了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更要命的是，“香人”都看不起他们。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小圈子，你来我往，似乎比“香人”更加团结一些。
而舅奶奶家就属于“臭人”队伍。
虽然舅奶奶极力否认。她的理由是，她在前山老家是“香人”，最后走投无路，来到这里嫁到了“臭人”家，但是，不久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因此她还是“香人”。但村子里的人和其他村子里的人却不这么看，你的丈夫去世了，但是除了你带来的老大国福以外，其他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是跟他生的，所以即使你是“香人”（况且你原来是香是臭，别人也无法知道），你的儿子肯定是“臭人”，再不济也是不香不臭的“麻糊”身份！
就是因为这个，家长平时不让我们去舅奶奶家玩，吃她们东西更是不行。但是，那里有讨人喜欢，且经常给我们做木头手枪的国福叔，好看的淑贞姑姑（舅奶奶的三女儿），还有好玩的舅奶奶，我和哥哥们仍然经常去她们家玩，而且偷偷吃了很多东西，甚至有些时候，我还特意闻了闻她们家，但什么也没有，气味跟我们家没什么区别，除了炕烟的味道，就是炒土豆的哪股香气，弥漫于整个院落。
但大人们却不这么认为。根深蒂固的“出身”观念就像山上的巨石一样，深深地嵌在了他们的脑子里。尽管舅奶奶极力地往“香人”堆里靠拢，而且家里也拾掇得比谁家都整洁，但仍然得不到“香人”的认可，而由于她的极力否认和刻意地躲避，也伤了一些“臭人”的心，致使她家在村子里日益孤单起来。
勤劳的舅奶奶是个持家能手。她里外一把手，一个女人比其他人家的小夫妻还能干。慢慢就过上了好日子，家里的粮仓也慢慢丰满了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她有了一些存款。这让她的心中稍微好过了一些。
看着渐渐长大的儿子，和越来越漂亮的女儿们，跟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她也想到了儿女们的婚事问题。固执的舅奶奶在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以后让她家破人散的决定，女儿只能嫁到好出身的人家去，而儿子们也是非“香人”不娶。
儿子们的婚事似乎遥遥无期，大女儿招娣却有了好消息，在另外一个村子，一个出身八辈子都没有问题的小伙子，找媒人上门提亲了。她也着实打听了一下，那家出身果然没问题，而且跟我们崔家——这个村子里最根正苗红，威望很高的人家还有亲戚关系，所以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被这个喜讯冲昏了头脑的她，却忽视了一点，就是那个小伙子的人品以及家庭情况。招娣姑上门五年后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在即将出生的前几天，被那个输光了钱无处撒气的混蛋一脚踢成流产，后来大出血死掉了，这是后来的事情。
大女儿嫁到了好人家（出身），就象给舅奶奶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样。更铁定了她的决心，这辈子只能跟“香人”做亲戚，不能在自己身上把孩子们做成“臭人”。
舅奶奶能干，聪明。诚实的大儿子国福叔，深得村里人的喜欢。人们在喜欢他的同时，似乎忘掉了他的出身，因为他是那么亲切，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跟他一起做事，因为他的幽默，他的无私。眼看着周围跟他一样大的小伙子都娶了老婆，而他还是光棍，村里一些好心的人们就开始着急，甚至下庄的郭万福老大爷主动捎话给舅奶奶，同意把女儿嫁给国福，只要他们请个媒人来说亲，走走过场就行。但是，舅奶奶的回话差点没把郭大爷气死：“多谢他们家了，但郭家的出身我知道，村子里最“臭”的。我们最差也得找个不臭不香的“麻糊儿”，这是儿孙们一辈子的事儿呢……。”从此以后，村里的人们，就没人再去自讨没趣了。
舅奶奶的想法和心思，只有隔壁的祁阿奶最“了解”，当她从舅奶奶家拿出一大把上好的前山麻线后，就会故意在大门口跟舅奶奶说：“你们家我最清楚了，跟我们家有啥区别，别听那些挨千刀的胡说八道，你们出身好着呢！像你这么好的人家，我就觉着，得找个门当户对的，要不对不起后人呢！”这时的舅奶奶则会吩咐二儿子晓林从厨房拿出一把刚摘下的新鲜蔬菜给祁阿奶，并嘱咐她以后常来，缺什么尽管言声。
后来大女儿招娣的死，也许给舅奶奶了一些打击。她的条件放宽了一些，另外两个女儿梅花和淑贞可以嫁到远处去，也可以是“麻糊儿”，但两个儿子是绝对要娶个“香人”家的女儿做媳妇。
就这样，二女儿梅花嫁到了舅奶奶的老家——前山，一个出身很好、懦弱蠢笨，天生哑巴，数羊数到五十以上就会晕倒的小伙子。后来生了一对儿女，却是聪明伶俐，讨人喜欢。梅花姑姑算是兄妹中结果较好的一位。
好看的三女儿淑贞姑姑，先在县地毯厂上班，后来跟同厂的一个外地小伙子跑到山东，就再没回来过。至于三女儿婆家的出身如何，舅奶奶临死也没打听出来，也许只有上天知道。
国福叔逐渐成了村里光棍汉的代表。一直到他四十岁，舅奶奶临死前三年，也没在本地找到舅奶奶觉得“门当户对”的亲家。后来经她前山老家的乡亲介绍，娶了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妇女，去前山生活了。
据母亲说，那个女人已经四十五岁了，她的大儿子站起来比国福叔还高。国福叔去了以后，过着比这里穷苦得多的生活。前年春节我回家时，他回村子里给舅奶奶扫墓，人已瘦得不成样了，他说是得了糖尿病，也没钱医治，跟我喝了很多酒。谈起小时候我坐在他腿上，看他给我削木枪的事情，感伤不已，两个人痛哭一场，最后我给他二百元钱，让他去医院看看，他说舍不得，大儿子（就是站起来比他高的那个）不争气，赌钱输了很多，家里经常有一帮人围着要债，这点钱也许能打发走两三个人呢。
看着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叔叔。那个神气，幽默，给别人家干活从不偷懒，在村子里很招人喜欢的小伙子，沦落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不知道该恨谁，心想，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命吧！
二儿子晓林，自从有一次跟别人去外地后，就很少回家了。听母亲说，舅奶奶死后回来过，只住了三天就走了。走前，他把家里大门的钥匙扔在我家，嘱咐我的父母帮他看着点家，然后就再没音讯。
舅奶奶家从此就这样败落下来。这几年那个紧闭的大门再没开启过，如一份耻辱的历史，没人愿意想起。要不是父亲带着我去拿香柴，也许那个曾经承载着舅奶奶的梦想，镌刻着我和哥哥们童年中快乐的小院子，将从此变成荒野，不会有人再去，也没有人知道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起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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