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也是创作——为外语教师代笔

同是语言，英语和汉语本无高下之分，但在相互的转换中却会有霄壤之别，譬如刀剑的锻打，玉器的加工。一样的宝剑，有人打磨后即成龙泉莫邪，青光四射削铁如泥；有人炼烧后却是一块废铁，面目全非锋芒尽失。一样的璞玉，有人将其雕琢成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有人将其糟踏成顽石沙砾土芥不如。正因为此，翻译工作亦曾被人戏称为“走钢丝”，译得好可能赢得掌声一片，译不好也会栽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由此想到，《汉姆雷特》中的那句名言“Tobe,ornottobe：Thatisaquestion”，译法各不相同，但最为传情的还属“是生存，还是毁灭？”西谚“Infairweather，prepareforthefoul”，译者各见短长，但最为简练的却是“有备无患”。优秀的作品，大都是作者灵感的闪光，思想的聚变，才情的喷涌。面对着这些高妙的文字，高明的译者都会诚惶诚恐小心翼翼，深怕伤及原著的筋骨，深怕“烹调”不出作品的原汁原味。伤心的是，当今的一些“初生牛犊”，却往往不知天高海深，率尔操觚。意思勉强凑合，奈何先天不足，左支右绌，原著那语脉，那力量，那气韵，那境界，全被摆弄得一塌糊涂。于是，书市上的外国名著很多都成了浮沤泡沫，令人掩鼻。恰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

显然，这里透视出的问题，根本不是搬着汉英词典所能解决的，关键在于忽视了翻译的另一个前提。常人认为，搞翻译懂得外语即可，岂不知译者的母语——汉语的修养高低，也在严重影响着译作的质量。

常想起冰心、郑振铎、朱生豪，这些大家的译作何以能在中国读者的心中掀起狂潮？除了他们对英文驾轻就熟的运用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汉语方面炉火纯青的造诣。即如冰心，借助英文版本翻译这些印度诗歌，其间经过了多少次辗转，但他们的翻译仍那样的文采炳焕，诗韵四溢。读之余香满口，绕梁三日。请看她翻译的《飞鸟集》中的诗句——

有些看不见的手指，如懒懒的微飔似的，正在我的心上，奏着潺湲的乐声。（Someunseenfingers,likeidlebreeze,areplayinguponmyheartthemusicoftheripples.）

没有无与伦比的汉语功底，怎能将这些诗作译得如此鲜活清澈？泰戈尔又怎能漂洋过海，以“诗哲”的身份来到中国？

面对错误的译作，钱钟书先生还曾有这样的幽默：“一个人能读原文之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还可方便地增长自我优越的快感。”但是作为一名英语教师，我们还是不要有那样的优越感。我们可以爱英语，可我们更应深知汉语在传情达意上的独特魅力，我们不能不热爱我们本民族的语言。长时间的英汉转换应该使我们相信鲁迅先生的话：“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其一，翻译的前提是把握原作，而对原作的敏锐把握离不开汉语的高超水平。其二，从英文到汉文，从原著到译著，作品如何以全真的面目出现，这完全取决于译者的加工。那咂摸，那涵咏，那深思，那体悟，根本不亚于二度创作。这中间，一样需要“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推敲，一样需要“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苦吟。寒灯一笑，脱胎换骨。没有一支汉语上的生花妙笔，莎士比亚的激情和才气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吗？海明威的倔强和傲骨你能传达得不留遗憾吗？翻译的标准——信、达、雅，早已被翻译界奉为圭臬。汉语的功力不济，“信”尚且难，遑论“达”“雅”？

由此想起我们的英语教师英语教学。作为交际工具，我们无疑比别人有了更多的优势。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语言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我们的新课程英语，那里面也有文采，也有精神，也有韵味。如何挖掘出其中更为精彩的质地，给学生奉献出文化的黄金，这也是我们英语教师的任务之一。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有句话：“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这实际上为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在汉语方面也要有相当高的素质。我们的学生是中国人，汉语的浸洇对他们太深太重，汉语的营养早已渗入了他们的血脉。他们对英语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借助于汉语这支拐杖。因此，从接受主体考虑，需要我们对英语的“GRAMMAR”能娴熟掌握，同时对汉语的语法更要了如指掌；需要我们有丰富的英语“VOCABULARY”，更要有充裕的汉语词汇。尤其需要我们，在面对一篇篇名文佳作时，感受其律动，品味其精神，结合其语境，用最为高妙的汉语言将其传神地翻译出来，掀起学生的心旌，引起他们的共鸣，陶冶他们的心灵。含英咀华，游刃有余，灵犀一点，顽石成金。恰如“诗圣”写诗，“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英语教学中的翻译，即便难以很快达到那样的境界，但至少应该先树立那样的标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语言的两个世界里，出入自在，占尽风光；我们才算真正“参透”了这纸页上的舞蹈，文字里的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