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路

我1958年出生在伊洛河南岸，一个美丽的村庄。那时家里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哥哥。父亲是位公立教师，在我县外公社的小学教书，以后家里又有了三个弟弟。我听母亲说过，我的童年正值大跃进吃大锅饭和三年自然灾害，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日子过得很是艰难。我听奶奶讲，从小我比哥哥调皮，经常欺负哥哥，惹得爷爷惦着拐棍撵着打我。

大约到了1964年，我上学前班，那是叫育红班。育红班在我家的后边，是一间农家的土胚房，课桌是大木板两头用砖头垒砌，前后有5排，前四排是木板平整，稳稳当当，唯独最后一排是边材，在上边写字晃晃荡荡，那时虽然小也知道，内心很不舒服。突然有一天来了个小姑娘，长得很秀气，被老师直接安排在前排就坐，我就去问老师。老师说，你只要学习好了，就可以到前排坐着上课。至此，我暗下决心，上课认真听课，回家独自复习，学习进步很快，等到我被老师调到前排座位的时候，那个女孩却走了，老师说，那女孩的爸妈在外地，这次是爸妈专门回来接走的，至于女孩叫啥至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我们村蔡家门外的。这件事后，使我从小知道了只有学习好，才能得到老师的赏识和重视。

转眼间，到了1965年，该上小学一年级了。学校离家不远，就在我们村沟口，教室是我们柳家的祠堂。三年级前的事情，我只记得老师姓赵，其他什么都不记得了。祠堂内有正殿，两侧有厢房，房子又高又大，房内都是光溜溜的明柱，很是气魄。常听老人讲了很多祠堂内鬼神古怪的传说，有点阴森可怕，我们一般不在祠堂内玩耍。祠堂院内有棵高大粗壮的柏树，有人家小孩认做干娘的，这样可以长命百岁，经常看到有人在柏树前烧香许愿。到了四年级的时候，记得老师姓蔡，是位男老师，对我很好，和同学们关系也很好，下课时经常和学生们一起做游戏，叨鸡，踢方什么的，有时女同学还让老师背着玩。我们班的班长姓刘，我俩关系很好，经常去他家里玩耍，他母亲做的腌香椿芽很好吃，每次去都要拿出来一点点，舌头舔一下咸咸的，吃一点又咸又香的。那时，小孩没有什么零食，学校门口有总有卖五香大绿豆的，一分钱一小勺，四五粒，就很奢侈了，但这样的机会还是很少的。纪律委员叫姓高，人老实，家里弟兄多，生活困难，上学到年底就辍学了，老师让我去叫了几次也未能返校。我是班里学习委员，学习成绩自然很好，老师很喜欢，到了年底，国家征兵，老师就参军走了，第二年探亲，还到学校看了我。那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我村紧邻好310国道，整天大串联的汽车，人来车往，轰轰烈烈，好不热闹。我们年龄小，是红小兵，有时不上课，就跑到营房口（据说是武则天祭拜嵩山时驻扎过营房）去看热闹。大队开会，为了不影响生产，总是清晨开会，有时披着月亮，有时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全家不论大人小孩都得到场，号称锁门会。我正在上小学，就开过多次，开会时会场里还架着机枪，怪吓人的。大会开始，先批斗四类分子，然后再说事。

五年级的时候，大约到了1969年，或是1970年，学校根据上级要求，由秋季班改春季班，我们和上年级的学生合成五年级。五年级有三个班，我分在五三班，有三十多个学生。班主任是何老师，会吹笛，拉胡琴，教学也很好。我们生产队像我一样大小伙伴就有近二十个，这次分到我们班里就有十多个，孩子王就在我们班里，放学后如何玩都有安排，不论是谁都得参加。我从小就养成了下午放学带上课本，到家先看课外书，如《林海雪原》，《红岩》等，晚饭后复习当天学习内容的习惯。我家隔壁是队部，门前比较宽大，是群众聚会和饭场的地方，也是小伙伴做游戏的地方，但我总是借口不参加。时间长了，小伙伴们不高兴了，派人把住教室门，如不参加游戏和他们一块玩耍，带一本书就罚五分钱。即便这样我还是要带，等累计到五角钱时，就要兑现。那时学杂费一学期才两元，兜里五分钱我也没有，那么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和他们玩一次，此前的欠款归零。

五年级学期结束，也没发毕业证书，直接就升入初中一年级，那年是1971年。一年级有两个班，是由原五年级的三个班打乱重新分的，我分在一一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姓刘，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我父亲。我父亲文革前在营房口村任教，文革后调到我们村的学校任教，人品口碑很好。我们班的班长叫姓周，学习成绩很好，我是学习委员。刘老师教学水平也可以，只是他文革余毒太深，整天就知道批斗学生。记得每天下午放学后，利用一节课的时间，临时决定批斗哪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开始前总是先学习毛主席语录：一个人不怕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文化大革命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记得我们班有二三个同学挨批斗最多，批斗是每天一个轮这批的。数学老师姓段，公立老师，段东村人，性格好，可能是我年龄小，对起初数学课的正数，负数，负负为正听不懂，理解不了，慢慢课就拉下了。无奈，年底我父亲让我留了一级，我们队的小伙伴大部分也跟着留了级。1972年，我重新上了一年级，老师还是原来的老师。数学学过的，第二年再学也不难了，成绩也上去了，语文是我的强项，考试总是全班第一。我既是班长，学习成绩又好，可班主任不但不表扬，反而含沙射影般的批评我，不虚心，骄傲了，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等等，我很生气，在下边小声骂了他，他不知道咋就知道了，就和我父亲说了，回家父亲就揍了我一顿。

时间到了1972年底，过罢春节就要上二年级了，上边实行合学，我们村和木阁沟、史家湾、回龙湾三个村的初中都合到营房口村中学。过罢1973年的春节，我就来到营房口学校上初中二年级，学校按照年前联考成绩分成了四个班，我分在了二二班。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姓魏，数学老师姓徐，因父亲的关系，对我都很好，对我学习帮助也很大。父亲也调到了该学，任二四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新学期开课以来，学校学习氛围很浓。我班班长姓马，学习很刻苦认真，每次考试全班第一，特别是数理化更好，科科满分。我是学习委员，学习也很用功，但终没超过他。我语文好，记得有两次作文登在学校黑板报上。我家离学校两里多地，天天跑灶，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即便这样，星期天我还是要复习功课的。我有个小伙伴最要好，人很腼腆不爱说话，但我俩上学时总是形影不离，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那时，农村是大集体，按工分吃饭，爷爷已经过世，家里上有奶奶，我们兄弟五人，只有妈妈一人出工，工分少，分粮少，生活艰难，母亲十分辛劳。父亲在学校吃灶，星期天回家也不帮助母亲干点家务活，倒是去生产队义务劳动，还不叫生产队记工分，说是国家发有工资。

初中二年级在营房口初级中学紧紧张张的学习了一年，1973年底，国家又实行秋季班，本届不再毕业，1974年春，又回到了我们村的学校，继续学习了半年。高中设在公社所在地的顾县村，校名叫顾县五七高中。公社按照各村毕业人数，给各村学校分配名额，分配给我村16名。学校根据学生根红苗正、德智体全面情况，年龄限制在1958年5月20日后出生的。我的生日是1958年农历4月23日，按阳历后推一个月，就是5月23日，恰好符合年龄限制，最后经学生评选，学校研究通过推荐上了高中。那年，有很多同学学习都比我好，因年龄限制关系被关在门外。1974年秋，我来到五七高中上学，因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氛围不浓，学校有校办工厂等，供学生实习劳动。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英语等，内容都不多。我不喜欢英语课，总是逃课，其他课也能认真听课，学习成绩也可以。虽然，那时学校学习氛围不是很浓，但任课老师水平很高，讲课有磁性，我都很爱听，辟如教政治的任老师，教物理的田老师，既教数学又教物理的郭老师，王老师，教语文的宋老师等。这些老师在八十年代初我县恢复县一高时，均被调往了一高，成为一高师资的中间力量。最为发展好的是王老师，到一高后没几年，先是任校长，然后是教育局长，后来是县检察长、市区检察长，区人大主任。教我班语文的是段老师，有次临时有事，由一班的语文老师宋老师代课，一篇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海燕》，寥寥几句诗歌，宋老师竟洋洋洒洒讲了两堂课，讲的那个好哇，我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达，听得我们教室里静的掉根针都能听到。

在高中两年时间里，有三件事值得怀念：一是选举事件。有次班里选举三好学生，班主任内定的名额中有团支书而没有我，但同学们大部分没有选他却选了我，班主任很生气，选举结果作废重新选，依然没有选上。班主任认为是我串通好的，找我谈话，其实我是冤枉的。二是我破获一起学生盗窃饭票事件。1975年的冬季，因白天时短跑灶时间跟不上，就寄宿在学校。我和饭票在一起的两位同学，晚上就打铺睡在教室的课桌上。有天早晨，我们还没有起床，学校副校长、司务长就第一个来到我们教室，将我们带到学校会议室问话，说是学生食堂饭票被盗了。问话出来同学们都知道了，指指戳戳，把我们三个当成偷饭票的啦。那天我们就没有上课，这个老师屋里出来进那个老师屋，我就很纳闷，老师是认定是我们三人了。我不是一个爱占小便宜的人，我认定其他两位同学也和我一样，那么为啥老师要认定我们呢，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一直到了下午，我的灵感突然来了，为自证清白，找到班主任老师说出了我认定的嫌疑人。这个同学是我们班的，人很腼，男同学都好和他开玩笑。那天晚上学校前边的村里演电影，寄宿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会去看，但他家离学校不远一般不会在学校留宿，而他却留宿和他老乡睡在他的教室里。看罢电影已经很晚，我们三个回到教室立马就睡了，而他俩却不睡，在教室里生火烤火，不知到啥时候睡的。睡时班里的马灯在我床头，第二天早晨马灯不见了，一问才知是他昨晚拿走的。我去向老师反映，惹得全班同学愤怒，说是我们三人陷害的。后经学校调查，确实是他俩所为。三是二年级下学期，即1976年的上半年，学校不再进行文化课学习了，学校设了机械、音乐、美术等特班，根据自己喜好报名，我报的是机械班，到公社打井队去了。在打井队和师傅们学习打井技术，成功在白云山上打成一口深井，望着从井口喷出的水，成就感油然而生。

毕业后，我回到了农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生产队，我用我在学校学习的知识，成功的修好了生产队烧坏的电机，利用在学校学会的计算尺等知识，成功的应用到生产队的分地、收土方等农活中。9月9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中，我作为优秀青年抽调到大队作巡逻工作，由于我的努力，从而得到了乡亲们的肯定。我觉得就像毛主席所说那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不久，大队支书提议，生产队研究同意，让我担任生产队脱产记工员，每天队长安排好生产，我随后到田间地头记工，活不重，空闲多，在这段时间我看了很多如《青春之歌》、《野火春秋斗古城》等书籍。

时间到了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有幸我也参加了，并且过了分数线。在录取前，洛阳地区教育局管录取的原来和我父亲是同事，在营房口坐车前去郑州负责招生，在上车前见到我父亲的另一位同事，他们也相识，但没有和父亲熟，他女儿也参加了高考并过了分数线，就将准考证等说了。第二天见到我父亲就和我父亲说让父亲去找他，父亲却坚定的说：我不去走后门，考得好了，自然就录了。最后，人家女儿录取走了，我落榜了。为了下一年的高考，顾县高中开设了复习班，母亲让我辞掉记工员的工作，去参加复习班。起初我不去，原因有二：一是上次参加高考中有我上学时最敬佩的老师，作为老师都没考上，我没有信心；二是我现在的工作轻松，一旦没有考上，又丢了现在的工作，得不偿失。我没有答应母亲的要求，母亲就让我上大寨田劳动，想用超强度的工作量逼我就范，在大寨田上劳动了一个月，虽然很累，但我还是没有答应。母亲千说百说，最后实在没辙了，拿个棍子满院子撵着打，终于我同意去复习班了。

父亲虽说是老师，对我考学就没有我母亲上心，不管不问的，那时父亲已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在我复习期间，有次去学校找他要钱买作业本，在父亲的屋里，堆着很多作业本，却给我1角钱让我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去买，我就很生气没接钱走了，回家和母亲说了，母亲掏钱买了作业本。在复习班期间，因没有学习动力，在学校该睡觉时就睡觉，该上课时还常常瞌睡，不能认真听老师讲，整天昏昏欲睡，无奈，母亲带着我看了好几个医生，都说孩子没病，不瞌睡才是病。我有个同学是文科，我俩大通铺挨着，晚上我睡醒一觉人家还在默背着，后来人家考上兰州大学。我一直认为我很优秀，也很聪明，要不是经常瞌睡，能吃苦，有学习动力，我想能够考上好学校的，不过，总算考上了洛阳林校，跳出了龙门，跳出了农门，为母亲挣了脸。

1979年10月，父亲陪我到洛阳林校报到。我们上届有植物保护、果树、林业等专业，我们这届四班都是林业专业。洛阳林校大约是1952年建校，师资力量雄厚，在全国林业学校中首屈一指。记得某个学期，信阳林校的两位老师到我校进修，就在我们班，有时回答问题，还没有我们同学答得好。我们班主任老师姓杨，女老师，人很好，对我们有时就像母亲，不论学习或生活，她都很关心。老师对我也很好，还多次到老师家蹭饭。植物生理老师姓李，多年后停薪留职做了律师，测量老师姓卢，兼做矿山测量工作，都到过我工作所在的县，我作为学生做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学校我有两位最要好的同学，饭票在一起我们同吃，床铺在一起（是一个寝室的上下铺）我们同寝，一同到东关大石桥玩耍，一同去看电影等等，如今我们还经常联系。二年的学校集体生活，学到了林业专业知识，在信阳鸡公山毕业实习，又学到了实地调查等林业外业知识，1981年7月洛阳林校毕业，9月被分配到县林业局工作。

至此，我踏入了社会，勤奋、努力、认真的工作历程开始了。

2020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