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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满乡愁的老屋

作者:朱新卯

庚子暮春,欣逢侄女结婚,我回了趟老家。自父母离世这些年,虽然很少回老家,但对老家的深情和眷恋却丝毫未减。

站在长满荒草的院中,我又审视着65年前老人盖成的老屋,百感交集……

那虽是普通的三间土墙出檐瓦房,但在上世纪50年代绝大多数是草房的农村,已是凤毛麟角了。

这座老屋建于1955年8月。当时,我未满4岁,在模糊的印象里,只记得人很多,做活的人们一边干活,一边说笑,很是热闹。有做技术活的木匠、瓦匠、泥水匠;还有各种打杂的小工,房上和院里到处都是人。

在盖老屋之前,祖父和父亲已经准备了好几年。原来的旧屋后边是丈把高的黄土崖,是祖父和父亲起五更打黄昏,或利用下雨天,一镢头一镢头地刨、两箩筐两箩筐地挑,才折出三间出檐房的位置。

盖房的位置有了,接下来就是垒墙基。垒墙基需要大量的石头,老家属于丘陵,既不靠山,又不临河,想找块能用的石头着实很难。记得祖父和父亲无论去干啥都留着心,只要发现有能用的石头,就是不吃饭也要想方设法抬回或用牛车拉回。

细想想,能搜集上千块石头要耗费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墙基垒好后,开始打模板墙。好在黄土到处都是,不用拉土,只需要用水略洒一下,变成湿土即可使用。祖父找来自家和亲戚十几个人前来帮忙,用了8天多时间,才把土墙打好。

作为庄稼人,修房盖屋是件大事,尤其是盖像模像样的瓦房,至少也要三、五年的准备。不仅要有资金的积蓄和粮食的储备,还需要大量的木材。好在我家几代人爱栽树,除栽各种果树外,还栽有大量的用材树。杨、柳、楸、榆、桐、黄连等树,应有尽有。听村里人说,祖父曾带着伐树的人在村子周围转了一遍,说:“就这些树,你们看看可以做啥,随便伐。”

数月之后,四根大梁、四根二梁、四根行条、四根明柱、十八根檩条等用材树全部伐齐,又伐了三棵毛白杨,先用大锯解成二寸多厚的板材,再用手锯解成二百七十多根方形椽子。这时,就该考虑笆的问题了。荆条编笆虽最好,但荆条长在山里,十里内没有,得派人到十里外的山里去割。祖父又安排六七个人进了山,割了三天荆条,又用四辆牛车运回家。

祖父一生不论干什么事都追求完美。听人说,十几里外的宋岭村有座坍塌废弃的寺院,寺院有四个莲花柱脚石,祖父到宋岭村找到村里管事的,花钱买下,又让父亲套上牛车拉回。

接下来就该备砖瓦。当年,十里内没一个砖瓦窑,祖父又步行十几里到店上村找到一个砖瓦窑,订了砖瓦。两个月后,雇了十几辆牛车咯咯当当把砖瓦拉回。我记得拉砖瓦回到村里时,已月上东天,借着月光才卸了车。

等盖房的所有用料全部备齐后,接下来就该找匠人了。因祖父一生给村里和邻村办红、白事多,有极好的人缘和很高的威望,只要他一开口,所有人都满口答应,有七、八个木匠、四个瓦匠,还有十几个杂工。选好日子,加上自家人和亲戚们,还有许多人听说我家盖房都自愿来前来帮忙。

开工那天,到处都是人,大家说说笑笑,异常热闹。砌山墙的,拉大锯的,做大梁的,做门窗的,挑水和泥的,各司其责,干得热火朝天。

几天以后,山墙砌好,房上的木工活也基本做好,开始上梁。四根大梁上贴着红彤彤的对联,显得很喜庆。村里人一听说上大梁,又自愿来了好多人,在掌班木匠的指挥下,大伙齐心协力,一根根大梁顺利地架上屋顶。几个木匠分别让人用绳子拉上一根根檩条并与大梁固定好。

等梁檩全部固定好,开始撒“飘梁蛋”。说起“飘梁蛋”,实际是栗子、核桃、红枣、花米团儿和小馒头混在一起,让掌班木匠站在房上往下撒,下边的大人小孩一起笑着抢着,这也是自古留下的不可缺少的传统仪式,增加了喜庆吉祥的气氛。

等椽子钉好,荆笆上好,用麦糠泥糊一层,稍干后即可“叠脊”和“合龙口”。

“合龙口”就是在房脊的正中位置插上两面小红旗,小红旗顶端分别用五色线拉紧,再把五色线头用石灰泥固定在房脊上,最后,燃放一挂鞭以示庆祝。

两面鲜艳的小红旗迎风飘动,无疑给盖房增添了吉庆祥和的气氛。

接着,四个瓦匠分别在前、后房坡上摆瓦,一直摆到接近山墙,再用反瓦做两根瓦带。

竣工的中午,摆下丰盛的宴席,以感谢匠人和前来帮忙的人。自此,算是大功告成。

大约在1956年春,我家住上新房。由于人口多,曾祖父和曾祖母住在东间,祖父和祖母住在西间。父母、姐姐和我仍在东厦的草房居住。

1958年,全国大跃进,成立大食堂,全村吃一个大锅饭,我家的新房让大队做了粮食仓库,全家8口人挤在东厦的五间草房里。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辛辛苦苦盖起的新房被大队占用,心里五味杂陈,很不是滋味儿。而一向识大体、明事理的祖父却说:“你说,公家没有仓库,粮食放哪儿?你再看看,谁谁家的房子和院子不是都腾出来做食堂了?房子又用不坏,这个事你们出去啥也不准乱说!房子迟早还是咱们的房子。”

果不出祖父所料,1961年,粮仓彻底空了,大队又把房子还给我家居住。

当父亲打开屋门,三间全是砖砌的粮池,父亲拿着斧头开始拆,让我往外搬砖,整整忙了一下午。

看着完璧归赵的房子,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1962年,曾祖母去世,祖父祖母搬进东间,父母、姐姐、两个妹妹和我才正式住进了上房。

记得那天夜里,我兴奋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母亲说:“快睡吧,听说你们快要考试了,如果考不好,就不能去闫庄街上完小,就得在家放牛割草。”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放的牛丢了,吓得我不敢回家了,又想起那么好的房子再也不能住了,就伤心地哭醒了。

在凭工分吃饭的那些年,母亲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还得纺花、织布或缝衣服,总是忙到深更夜晚,加上我家人口又多,那一针一线包含着母亲的多少心血啊!

在住进上房的那几年,才知道母亲的故事真多,好像都藏在屋顶那数不完的瓦缝里,永远都讲不完,什么王刚哥、王莽撵刘秀、王捣蛋、长鼻子、孟姜女、牛郎织女……

后来长大了,我才慢慢悟出,母亲讲的所有故事,都是帮助我启智和立德的。

日月轮回,星转斗移。倏忽间,几十年过去,祖父母在母亲的精心伺候中相继去世。父母亲大半生含辛茹苦,送走了出嫁的姐妹,又张罗着三个弟弟成了家。大事办完了,他们也进入风烛残年了,更不用说,三间出檐瓦房也彻底变成斑驳的老屋了!

每当想起艰辛岁月刻满父母亲脸上的皱纹,我心里的牵挂与日俱增。知道他们年迈多病,心力交瘁,体力逐渐不支,也觉得他们真该歇一歇了。有一次,我回老家,父母亲说出了想分家的意愿。我望着父亲全白的头发,点了点头。

当时,请来近门的九爷和二叔主持,我作为弟兄中的老大,首先表态,坚决服从分家人决定,分啥要啥,不分啥,不争啥。

谁知,分家人按照父母亲的意愿先把三间出檐老屋指给了我。我想,他们之所以这样,其原因主要是我常年不在家,只有指给我,他们可以住到老。如果分给任何一个兄弟,他们可能担心婆媳关系一旦处不好,就难以住长久。

就这样,老屋成了我的房产。

父母亲在老屋住了几年,发现后房坡有漏雨现象。当时,三个兄弟都在家,不用找人,只给小妹夫捎个信,加上父亲我们六个人,先把瓦揭掉,又锯掉几棵洋槐,解成薄板钉上去当笆,再上泥和摆瓦,只用三天时间就完工了。

2005年6月,81岁的母亲患上了心脏病,治愈后又反复发作,而且一次比一次加重。最终病逝于2006年的腊月。

办完母亲的丧事,接下来就该商量86岁的父亲的赡养问题了。

经过商量决定,弟兄四家每家一个月。轮到我时,我把老父亲接到县城;轮到三个弟弟赡养时,老父亲仍住在老屋,因为他们都在农村老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村房屋改造政策的逐步落实,一座座土瓦房被扒掉,一幢幢新楼建起来,农村面貌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

去年6月的一天,忽然接到村支书打来的电话,问我老屋是扒还是封?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左思右想后,决定老屋还是不能扒,也不忍心扒。

因为这座老屋,不仅是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这里有我的根,也有我的魂,而更重要的是它装满了我的乡情、乡愁和眷恋。

当我每次回到老家,面对老屋,历历往事如在眼前,它能让我永远去缅怀已故的三代老人。三间老屋凝聚着他们几十年的心血和汗水,那种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不仅泽被了子孙,也更能激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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