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续1）

二

（续1）1966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全家搬到乐业县，父亲来接我们母子五人，我们是乘坐黄彩刚的货车去的。父亲在乐业县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财政局工作。当时乐业县会开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师傅，开的是班车，一个是黄彩刚，开的是货车。乐业县离凌云县不到80公里，印象中那天我们是太阳上山时坐的车，太阳落山时我们才到乐业县城。

我们的新家是在人委内一栋砖瓦平房的一间房子，面积不到三十平米。父亲在房里搭了两张床，一张稍大，是父母亲和弟弟睡的，弟弟那时还不会走路，另一张不到一米宽，是上下床，上面是我和哥哥睡，下面是妹妹睡，房子前后有门，在出后门半米远的空地上，父亲又搭了一个用油毛毡盖顶的、小块木板围着的、不到四平米的小伙房。我们的家当，除了两个黑色油纸包着的纸皮箱子外，最值钱的就是母亲的那架衣车了。吃饭的时候，在小床这头搁置一个木板桌子，一家六口围着，倒也能够容得下。

一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每月42元来维持，每人平均7元。母亲原来在车缝社工作，多少有些收入，现在完全成了家庭妇女。父亲从我们到乐业的第二天就宣布，柴火必须自己打，这个任务落到了哥哥和我的身上。乐业县城周围的森林还算比较多，开始我们是到离城两三公里的那黑水库的山坡上打柴。两年后，那里的山坡的树木都给砍光了，我们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打柴火。

母亲靠着去给有基建的单位打零工，有时是去挖土方，有时去挑砖头，有时去打碎石，有时去筛沙，总之，有什么适合做的就去做什么。打零工有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计时的每天有1.2元的收入；计件就按件论钱，比如挑砖头，每挑一块砖按多少钱计算。

我们空闲的时候，也帮母亲做工，比如挑砖头，我在拙文《越过三八线》已经写到，再比如打碎石卖给基建单位，我们到山脚下捡薄片的石块，打成碎石后，按立方卖给建房子的单位，通常是每立方3元5角，为了赚到更多的钱，父亲痛下决心，花了三块六角买了两把圆头的铁锤，这两把锤子为我们家带来了百倍于它的钱。我们还在县电影院旁边的荒地上开垦了一畦菜园，种出的血丝芥菜的叶子跟芋头叶子差不多。哥哥还学会了装山獭，那时乐业县城周边的山獭很多，哥哥用铁夹装在山獭行走的路上，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收获大约两三斤重的山獭，山獭的肉又肥又嫩，每张皮还可以卖一块五，父亲觉得卖了可惜，自己用山獭皮做了一件皮背心。

乐业被称为“小东北”，海拔在700米以上，冬天的时候，北风就像刀子，呼呼地灌进门来，从裤脚钻进身子，仿佛在剐我们的皮，我们的衣服都不是很多，去年刚做的棉衣，今年穿在身上，才到肚脐，衣袖才到肘部，冷得我直打寒颤，头缩在肩膀里不肯出来。由于天气太冷，我和哥哥到附近的稻田里拿了两捆稻草，准备用来铺床，以便晚上睡觉暖和一些，没想到被人发现了，跟到家里来，说我们拿稻草是别有用心，父亲只好向他们道歉，勒令我和哥哥把稻草放回去，我们不明白哪个地方做错了。

我们没错，是气候错了。

乐业的政治气候比自然气候还寒冷。记得我们家刚搬到乐业的第二天，靠边站的县长黄钢就不明不白的死掉，两派的斗争也进入了白热化。父亲见两派争论相当激烈，也去搀和了几句，他当然是多站在数人的一边，他刚刚说了话，被母亲听见了，立即把他叫回家。但是，正是他的这些话，让我们家都吃尽了苦头，此是后话。

我们小学生也是被强迫分了派别的。我和哥哥本来什么都不是，我们是逍遥派。可是，我们也是要走路的。我们经常要去钓鱼抑或打柴，要经过两派的阵地，到了这一派设置的岗哨，问我们是哪派的，我们回答同他们一派的，就放行；同样，到了另一派，又问，我们还是回答同他们一派的，也放行。就这样，我们自由地在两派之间穿梭。其实，我们又怎么知道谁是谁非呢？但是，政治运动是要人命的运动，我亲历了这场你死我活的运动，看到很多人在这场运动中死于非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已经种下了远离政治，厌恶官场的种子。

接着，两派已经不满足停留在口头上的争吵，已经升级为武力了，开始是你推我搡，你抓衣领我扯头发；后来升格为你掷石头我丢砖头；再后来变成你弄刀我舞剑；最后演变成你用枪我用炮。既然谁都不服谁，最终解决问题的自然是武力。

上海最先爆发了用武力夺取权力的事件，这一“成功”经验立马得到普及，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广州、武汉、郑州，南宁、桂林、柳州，百色、凌云、乐业，从大城市传入中城市又传入小县城。

白色恐怖、人心惶惶、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1967年8月的一天，小道消息说两派要爆发武斗，而武斗的中心正是我们所居住的人委。那晚上，我们全家都跑到三乐街上母亲刚刚结识的一个姓黄的姨妈家里去住，哥哥、我和妹妹睡在猪圈的上面，那晚上，我们是在猪粪的熏陶、蚊子苍蝇的轮番轰炸以及诚惶诚恐中度过的。

第二天，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武斗发生。以后的日子，打打杀杀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街上，有一个人被乱石砸死，第二天一早，我们去看了，那人横尸街头，眼角处被一块尖石头砸出一个很深的口子，浑身都是伤痕。过了不久，有一个人吊死在县招待所，鼻涕吊得老长，舌头也伸得老长，我去看了，晚上常常做噩梦。

武斗持续将近一年，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店营业也断断续续的。到了晚上，街上冷冷清清，很少有人走路，一旦有风吹草动，鸡鸣狗叫，人们都提心吊胆，生怕祸从天降。父亲在前后门的木门上各加了三根插销，还外加一条门闩。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能睡一个安稳觉。

母亲在县饭店找了一份长期的零工，负责蒸粉条，需要早上5点就去，这份工虽然辛苦，但是在过去是求工的人趋之若鹜，难得一求。现在是非常时期，人们不敢起那么早，怕遭不测。为了一家人的生存，母亲把生死置之度外。听她讲，每当走过那个死人的地方，连一眼都不敢多看。也怪我当时还小，不懂事，否则，我一定陪伴母亲去饭店。

当时我们家没有闹钟，更没有手表，一样可以证明时间的工具都没有。母亲靠睡一长觉就起床，或者靠看天上的月亮来推算时间，有时睡觉突然惊醒或者没有月亮，就只好问隔壁的老孙伯，他是老革命，有一只手表，母亲问他时间的时候，他每问必答，时间早了，他告诉说还可以多睡一会儿，有时到了5点钟，他还主动提醒。老孙伯真好！

母亲去饭店干活三个月后，我们家终于买了一个小闹钟，父亲专门做了一个小木箱把它锁起来。

当时，物资供应很紧张，我们虽然有粮食定量供应，粮所除了有少量的大米外，还用玉米和黑得不能再黑的面条来搭配，有时芋头和红薯也作为搭配物。我们几兄弟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些东西吃了等于没吃。父亲为了给我们几个多省几口饭，他宁愿喝着劣质的橡子酒，有时连这种酒都没有卖，他就叫我和哥哥去排队买酒精，用酒精参水当酒喝，喝得多了，胃自然受不了，他后来患了胃溃疡，就是酒精惹的祸。

日子过得很慢很慢。

1968年的冬天，乐业下了一场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雪，雪花大朵大朵的，就像洒落的棉花。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整个大地是一个银色的世界。我穿着母亲做的布鞋在雪地上玩，白雪没过了我的膝盖，当时玩高兴了，不觉得冷，等到玩累了，才觉得脚很冷，因为雪进入了我的鞋子，融化了，冷得要命。回到家，父亲不让我们进门，说再去疯吧。我和哥哥可怜巴巴地蜷缩着在门口很久，还是母亲开门让我们进去。我的冻疮就是那年给落下的。

那一年，机关上班了，工厂复工了，学校也复课了。武斗虽然停止了，但是，政治斗争并没有结束。第二年，父亲由于“站错队”（当时得势的人说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同去的还有很多很多人。“五七干校”在甘田公社，离县城有三十多公里。后来“五七干校”撤销了，在那里办了个园艺场，我的小学同学岑百花、黄家勋等初中毕业后在那里插队，再后来，岑百花他们离开的时候，园艺场也办不下去了。

1970年7月，我小学毕业。当时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小学的学制从六年缩短为五年，初中、高中的学制从六年缩短为四年。父亲也从“五七干校”劳动回来，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又要重新安排工作，我们家面临着再一次的迁徙。（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