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续2）

三

（续2）县城是呆不住了，下公社吧。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和哥哥悄悄替父亲谋划应去的公社，也替自己谋划将来。我们把乐业县六个公社都数过了一遍，然后逐个筛选：同乐公社太靠近县城，去了没有多大的意思；逻西、雅长公社太远；甘田公社缺水，不好玩；新化公社我们有个亲叔叔在那里了，去了显得重复；数来数去，就剩下幼平公社，我们一致认为应去那里。我们都没有去过幼平，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样子，总之，我们对它充满了憧憬。

也许是童心可期，也许是天遂人愿。一个月后，父亲果然分到幼平公社！

1970年8月6日，父亲把我们家所有的家当打包成12捆，让六匹马驮上，他自己把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衣车，分开车身和车头做成一个担子挑着，15岁的哥哥也挑着一小担东西，未满13岁的我则扛着全家的草席，母亲背着5岁的弟弟，牵着8岁的妹妹，我们步行50多华里，从县城走到幼平。那时候还没有公路，我们走的是小路，好像走了很久很久，休息了很多很多次。傍晚的时候，我们才走入一个狭窄的小盆地，四面都是山，中间是一片田园，田野上一派生机，稻花已经开了，晚风送来了阵阵花香，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把田园不规则地划开，河里还有潺潺的流水，鱼儿时不时亮出它们银白的肚子，在晚霞的映照下，显得异常明亮。

幼平就要到了，原来幼平的景色如此美丽！而且，一路上碰到的人，他们说着壮话，虽然尾音拖得比较长，但我们听起来一点都不陌生，仿佛回到了故乡一般。

我们被安置在公社大门右边的一间低矮的砖瓦房，面积不超过20平米，没有厨房，我们做饭只能到外边露天去做。

公社所在地就是解放前的乡公所，房子虽然陈旧，却仍然保留旧式衙门的威严。公社的建筑就像一个四合院，从大门进去是一幢青砖瓦房，中间是10多米的天井，地面都是青石板铺就的，往里走，又是一幢青砖瓦房，比前面那幢要高出许多，两幢青砖瓦房都是打横起的，长约20多米，它们的两头是两幢新建的打竖的石灰粉刷的砖瓦房，刚好形成一个四合院。我们的住宅是在大门到青砖瓦房的缝隙，显然是加建上去的。那时候，能够安得下一张床，有个睡觉的地方，已经是万幸了。

常常听父母亲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了。是的，我们是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一家六口，就靠父亲那42元来生活，如果在县城，母亲还可以去打零工，可是到了公社，没有谁搞基建，也没有其他挣钱的门路，母亲在家干着急。管家属工作安排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杨胜田要把母亲安排到离公社十几里的田七场，父亲说：“她是车衣服的，深山老林有衣服车吗？”父亲的脾气大，说话的语气也冲，得罪了杨大人在所难免。

我们几个正在长身体，有没有新衣服倒在其次，衣服合不合身更在其次，重要的是我们的肚子没有填饱过，几兄妹常常为了争最后一点点锅巴吵得面红耳赤，谁争得了，把那锅头刮得哐啷哐啷的响。有时，母亲为了让大家吃得饱一些，煮饭的时候多加了一把米，可是，到了月底就没有米下锅了。

有一次，父亲要去下队，要走几十公里的，家里实在没有米了，父亲想向公社王姓的会计借几块钱买米，王会计听从杨副主任的指令，一个子儿也不借给父亲，气得父亲回家生闷气，看看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成吃，只好喝了一碗菜汤就走，我不知道这碗菜汤能够使他支撑多久，一星期后他回来，脸庞消瘦了许多。后来听父亲说，那次和他一同下队的李叔叔向父亲诉苦说：“过几天我家里就没有米了，不知道老婆孩子怎么办？”父亲说：“我家里早几天就没有米了，我想，老婆孩子会有办法的。”李叔叔说：“没有想到你比我还惨。”

那段时间，哥哥带着我下河打渔，上山装山獭，到田野套田鼠，实在没有吃的，全家人就去挖野菜熬汤喝。记得有一年，公社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大年三十，全公社的机关干部职工及家属，集中在公社食堂吃忆苦餐，所谓“忆苦餐”是用大米和野菜熬成的粥，别人家的小孩觉得难吃，倒掉了，我们兄弟几个都吃得狼吞虎咽，肚子滚圆，他们觉得奇怪，问我们为什么吃得那么多，妹妹说，这算什么忆苦餐啊，我们很多时候吃的，比这个差多了。

我们在废弃的石拱桥下面的滩涂上开辟出一个菜园，用勤劳和汗水经营着这片美丽的土地，这片土地也很争气地给我们长出我们需要的东西：有芥菜有芥蓝有大白菜，有南瓜有黄瓜有冬瓜，有红薯有芋头有花生，特别是南瓜红薯芋头和花生，大大地填补了我们肚子的空白。我们刚刚种了一年，公社有个叫陈文汉的秘书眼红了，向姓陆的主任汇报，陆主任原名叫陆子光，后来改名陆江，时代总是在人名上留下深刻的烙印。陆主任听了汇报后，说我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勒令我们马上停止种菜，把菜园还给生产队。天啊，我们真的被逼得无路可走了。

我和哥哥利用到县城看样板戏《智取威武山》的机会，与公社供销社联系，帮供销社挑通花（一种药材）到县城，一担通花才得1块5角。记得那天傍晚我和哥哥准备挑通花了，父亲竭尽所能从商店里买了两个白糖饼（饼的上面洒有几颗白糖），双手颤抖地交到我们的手上。走到半路，夜深了，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窝棚停下，因为公社正在修建到县城的公路，一段路修好了，窝棚也就被废弃。那晚天还下着雨，又冷又饿，我们拿出父亲买的白糖饼来吃，一人一个，我很快吃完了，看着哥哥吃，他只吃了一大半，就把一小半给了我。我们在窝棚里烧了一堆火，相拥着过了后半夜。天一亮我们又赶路了。走到上岗水电站时，实在走不动了，忽然想起在水电站工作的覃先就伯伯，记得父亲提过，他独自一人在乐业工作的时候，是同覃伯伯住一个房间的。我们去找到覃伯伯，他见是我们，马上带我们到饭堂，打了两碗饭，忘了还有什么菜，我们把饭菜扫进了肚子里。吃过饭，觉得浑身有力多了，跟覃伯伯告别，千恩万谢，就差给他下跪了。

我们看完了《智取威武山》回到幼平，有人把我们挑通花的事向学校革委会领导告密，说我们心怀鬼胎，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天，命令我们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作检讨。我们又一次被逼上了绝路。

天无绝人之路。

虽然我们挑通花被检讨挨批判，但是供销社有什么需要送到县城的还是找我们，特别是负责收购的黄瑞堂叔叔，一旦收购够数量，就偷偷叫我们去送，比如挑通花、送山獭皮，最后，连牛也叫我们赶去县城，赶一头牛得到1块5角，我们认为比挑东西好赚多了，因为牛有脚，只管赶就行了，但是要起得特别早，趁着天气凉，牛才肯走路。哥哥常常单独一人在三更半夜把牛赶走的，我也跟过他几次在半夜赶牛，但那份苦我实在受不了。

有一次，我单独在早上赶一头老水牛，我牵它出来时，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牵了几百米，任我怎么拉，它就是不愿再走了，我气得眼泪都要掉了。这时一个老农民见了，很同情我，他说：“我来帮你赶一下。”他接过绳子，到牛的后面，猛地在牛屁股上打一鞭子，大喝一声：“呗！”牛受了惊吓，狂奔起来，他跟着狂奔，边跑边打，最后把牛制服了，才把牛绳交给我，说：“这头牛欺生，你在它后面打它、赶它，它就乖乖的走了。”他让我试一遍，看到牛真的听我指挥了，他才放心让我走，我用感激的眼神看着他，如果不碰到他，我到什么时候才把老水牛赶到县城呀！

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碰到这样的好心人还少吗？人世间是由好人和坏人组成的，好人多，世界就美好，坏人多，世界就丑恶。

日子就像幼平洞里的水，慢慢地流逝。

到幼平的第二年，哥哥去县城上高中。那一年，我们也搬出低矮狭窄的平房，到左边石灰粉刷的砖瓦房去住，是直通的两间房，前面还有个油毛毡盖顶的厨房。父亲的工作总是下队，幼平所有的大队生产队他都走遍了。后来，公社安排他去管理农械厂，他才没有那么奔波劳碌。父亲是个责任心很重的人，虽然农械厂的经营举步维艰，但是他还是竭尽所能，把幼平具有一技之长都网罗起来，有铁匠、木匠、有泥瓦匠、有电工、有车床工，总之，农械厂集中了幼平的能人，也曾经红火过一阵子。

父亲原来是会计，为了能够熟悉工作，他自学电工知识，掌握了电工常识。农械厂在河的对岸，有一年发大水，他泅渡过河，为公社机关及居民发电供电。因为发电用的是柴油，油料有限，晚上只能供电三个小时，尽管如此，父亲管理下的农械厂还是给人们带来了光明。

山里的人知道母亲会车衣服，主动找上门来，要求给他们做衣服，母亲不敢接，他们千求万求，母亲才敢领布料来做。也难怪，农村人一年才做一套新衣服，如果再不添衣服，过年他们穿什么呢？母亲特别擅长做女大边和女小边，车出来的衣服让那些农村妇女喜欢得不得了。衣服做好后，他们有钱的就给钱，没有钱的，就送几斤米，或者送一只鸡，或者送红薯芋头，实在什么也没有的，母亲说，就算我帮助你吧。母亲帮人车衣服，只能偷偷进行。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来走动的人多，肯定让有些心怀叵测的人眼红眼热，他们向领导汇报，领导威胁父亲说，如果再这样，他们要采取行动了。父亲说：“是群众主动要求做衣服的，又不是我们去揽工来做。毛主席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领导听了，差点吐血。

群众依旧来找母亲车衣服。1979年我们家搬回县城以后，幼平的群众还到城里去找母亲车女大边和女小边。这是后话。

哥哥到县城读高中以后一年，我也到县城读高中，由于没有多余的棉被，我和哥哥睡同一张学生床，只有1米宽，我们所盖的被子，棉絮已经很陈旧了，像石头一样硬，我戏称这是“土改分得的被子”，盖上去一点暖意也没有，我们只有相拥着，靠体温互相取暖。

家里为了送我俩上高中，给了我们18元钱，几乎花去了父亲工资的一半，除了铁定要交每月6元的伙食费外，我们各自还有3元零用钱，去掉牙膏和肥皂香皂之类，还有一元多的零花，我们最奢侈的时候，是到饭店吃9分钱一碗的素粉。学期放假的时候，我们还给母亲买了一本裁剪方面的书，给父亲买一斤橡子酒，给弟妹买几颗一分钱一颗的水果糖。母亲拿着书，又心疼又好气，说：“我都做了一辈子衣服了，还用看这样的书吗？你们的钱那么少，多吃几碗粉也比买书强啊！”

母亲话是这样说，每当我想买什么学习用具，万不得已向她开口时，无论怎么困难，她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我，比如那本新华字典，母亲是咬紧牙关给我买下的。她说，你们要读书，要买笔墨纸张，再困难我也为你们买，就是卖血也要买，如果买吃的穿的，我就没有办法了。

尽管当时是提倡读书无用，但是母亲就是认定读书有用，她没有多少文化，每当看到我在看书时，尽量不打搅我，为此，妹妹经常说母亲偏心，不叫二哥做家务，其实妹妹并不知道，如果大家都认真看书学习，母亲又怎么会忍心催你去做家务呢？

我读了一年高中之后，哥哥毕业了，到幼平的彭家坡生产队插队。第二年的高中生活，我像在炼狱一样生活。饥饿是我必须面对的第一道关口。有一天下晚自修后，和几个同学相邀着到黄秀年家煮夜宵，我和岑少环顺便摘了学校里雍河阳老师种的几张菜叶，被同班的陈长寿发现了，向班主任报告，说我们偷了老师的菜，班主任采取丢卒保车的策略，第二天，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让我和岑少环上台当众检讨，我感到无地自容，尽管以前也没少让我当众检讨，但这一次出卖我的是我最信任的班主任啊！我承认，菜是我和少环偷的，但出谋划策的和共同参与的，都应该检讨才对，为什么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呢？原来，老师也有私心，因为有个同学的爸爸在县里做大官，他不敢得罪，让我们做替罪羊。

我在学校偷菜的事件很快就传回了幼平，那个星期天，我回家的时候，本以为父母亲会痛骂我一顿的，没想到他们破天荒地杀了一只鸡，让我吃得饱饱的，从他们的脸上看，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那一刻，让我感到，天底下最亲最好的人就是父母亲！

过了好多年后，我碰到了雍河阳老师，我开玩笑地问他：“我们偷了你的菜，你不恼火吗？”

雍老师说：“我又没说你们偷菜，再说，我一个人哪里吃得完那些菜？只不过你们摘菜前，应该跟我打个招呼。”我们都知道雍老师是好人，可是我们为什么偏偏忽略了一些细节呢？

一件小事，可以改变人的一生，有人因此变坏，有人则变得更坚强了。

读了两年高中后，我毕业了，还没有满17岁，就到同乐林场插队了。

哥哥和我先后独立工作和生活，父母亲顿时松了一口气。

1977年的一天，父亲到县城出差，在县旅社，他和我作了一次长谈。他买了一包“大前门”的香烟，这是我印象中他买的最贵的香烟了，我们父子俩一边抽烟，他知道我也沾染了抽烟的陋习，他主动递烟给我，非常平等，我俩聊着家里的情况，聊着国内的形势，他说：“粉碎四人帮已经半年了，一切都在改变，文革前的电影都拿出来放了，极左的那一套行不通了，听说，国家准备恢复高考。阿文，你是不是准备一下，也参加高考？”

我说：“我所学的东西几乎都忘光了，拿什么去考试呢？”

他说：“你忘记了，别人也一样忘记，现在最关键的是谁能够尽快复习，把失去的知识捡起来。”

“我试一试吧。”

在父亲的鼓励下，我边工作边复习，由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时间太紧迫，加上我还在林业局参加全县的林业普查，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名落孙山是意料中的事。但是，我没有气馁，第二年更加争分夺秒，除了在林场劳动8小时，每天睡4小时之外，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自学和复习上，头发一年才理两次，考试的时候，我拿着一瓶墨水和一支蘸水笔去应考，张贴在县邮电局墙壁上的那张红榜上，我考上了百色师范大专班，后来我们的同学都戏称是我们上了“百（北）师大”，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毕竟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

1978年下半年，中国搞了一次调资，只有60%的人可以上调一级，父亲没有调上，闹了一些情绪，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些人的文革遗风犹存，在临近春节的时候，还在全公社机关开了批斗大会，让父亲站在中间接受他们的批判，这是幼平最后的一次批斗会了。我和哥哥当时正是血气方刚，就想拿刀子找他们拼命，是母亲阻止了我们。母亲说，作恶的人最终会得到报应的。果然，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年批斗父亲的人都已经早就作古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