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姐的风中岁月

一九七八年春，舅舅托人介绍我到永吉县二道沟八队入队。八队是个具有八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队长叫陈年。队里有个“集体户”，大约有男男女女二十多个知青。这些知青大部分是从吉林市分配来的学生。户里有个年龄最大的女生，据队里老户说，这个女生是第一批下乡知青，是户里的开户元老，这批知青是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根据个人志愿分来的。随着时间流逝，这批知青已全部陆陆续续招工回城，唯有这女生一直留在户里消耗青春。据说女生是沈阳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一直没资格回城。女生叫蔡文英，我认识她的那年已三十二岁。最初，我一直认为是队里谁的媳妇，脸上肌肉松松垮垮地，全然没有其他女孩那种水灵。

我在八队只呆了一年，时间是很短暂。在这短暂的一年中，集体户里那么多形形色色的男女知青，唯独记住了她，并要写一写，这大概与那一年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些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关。还有后来一次邂逅相遇。

那时候我是个“盲流”。“盲流”是特殊年代政治派生出来的产物。盲流并不是坏人，按现在说法叫“农民工”或“流动性劳力”。可那个时代不行，那个时代不允许人口随便流动的，由于盲流无法证明自己身份，各地并不待见。那时没有身份证之类的证明，加上在那个时代讲究“阶级斗争”，谁知道盲目流是不是“阶级敌人”？无法弄通身份，盲流就成了政治上是受歧视的特殊人群。各地建有“盲流站”，见到盲流就抓，抓去劳动些日子解送原籍。可那个时代关里农村人太穷，大家都饿肚子，饿肚子就不安心在当地“农业学大寨”。我就是这样在故乡经受不住饿肚子跑到东北成了盲流中的一员，经舅舅托人介绍，来到二道沟八队入队成了那里的临时社员。

蔡文英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从沈阳市下乡到二道沟八队插队落户的。随同她一起下乡的是“资本家”家庭出身档案。那个时代，农村“地主”和城市“资本家”，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正是这个原因，蔡文英在集体户里熬走了一批又一批知青。自己一直孑然一身地扎根在集体户里成了户里的“元老。”我熟识蔡文英的时候，这个女人在农村把美好青春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记得，一次队里插秧，蔡文英和一帮女人薅稻苗，刘长海媳妇看看蔡文英的样子说：“小蔡，回不了城在八队找个小伙嫁了算了，再这么下去你就变成和我们一样的老太太了……”蔡文英苦笑了一下。生子媳妇说：“蔡姐，这些年，你自己夜里不想男人吗？”陈年媳妇笑着碰了一下生子媳妇说：“人家是个黄花大姑娘，你跟人说这个？”“什么黄花大姑娘，我看和咱农村女人差不多……”生子媳妇说。此时，蔡文英脸上的表情好苦好苦，苦的让八队女人们心痛。女人们都在不住地叹息。

蔡文英在队里话语不多，从不主动和谁说话，谁问什么答什么，性格很内向。大概也与不敢“乱说乱动”有关。那时知青大多数并不是真心实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出于形势上的无可奈何。许多人下乡后，俏皮捣蛋，偷鸡摸鸭子什么事都干。知青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是戏耍盲流，在那个时候，我成了知青们戏耍寻开心的工具，动不动就戏耍：“盲流盲流，吃穿不愁，蛟河不要永吉收留，劳动不好鞋上抹油，全国粮票流动户口……”弄得我很烦又无可奈何，只好任其戏耍。

蔡文英从来不像别的知青那样拿盲流寻开心。这让我很敬重。大概她的命运和盲流的命运有点相似吧，蔡文英在许多事情上同情我们这些无户口的盲流。正是这个原因，我很敬重地喊她：“蔡姐。”

据说，蔡姐刚来二道沟八队的时候，高中刚毕业。穿一件当时城里女孩时兴的白底红蓝绿紫的格子布上衣，扎两只羊角辫修剪地齐刷刷地。富有一股城里女孩的朝气。

知青们刚来时，感到一切新鲜。蔡文英沉默寡言，文文静静，在人面前，不多言多语。农村条件艰苦，农活繁重，让大多知青吃不消。蔡姐硬是咬牙坚持着。尽管她白嫩的手掌劳动时磨出血泡，蔡姐也没有和别人那样，偷懒、耍滑、旷过工。

二道沟大队是一个有着五千多人口的大村，下辖十五个自然屯。大队设为党总支，各自然屯设党支部。八队党支部书记兼生产队长是陈年。陈年是一个四十五、六的中年人。凭良心说，陈年对这些知青满照顾。重活脏活不派他们，知道城里人娇气。尽管这样，这些年轻人还是受不了农村那份艰苦。不断有人蹓回城里。特别在春种、插秧、秋收季节。

按说，蔡文英是用不着下田和社员一起劳动。知青刚到队里，陈年规定集体户出一个人做饭，队里照常记工分。知青们一致推荐蔡文英当炊事员，原因是蔡家满洲国是开酒楼的，有家传炒菜好手艺。

蔡文英除了给知青们做饭，多数时间依旧和社员一起下田劳动，她利用业余时间为知青们准备饭菜。陈年规定蔡文英可以不下田劳动，但蔡文英认为自己应该多锻炼锻炼，照常下田。有人觉得蔡文英缺心眼，蔡文英只是笑笑。当然，也有好好表现被“贫下中农”早些推荐回城的想法。可是，在后来严酷现实中，这个美好愿望成了她最奢侈幻想。

一九六九年三月，上边下来一批招工名额，八道沟分了三名。那时知青招工回城要贫下中农推荐。社员大会上“贫下中农”不约而同地推荐了蔡文英。政审材料一交上去，名额给打了回来。原因是：蔡家伪满是开酒楼的，爷爷是汉奸。在那唯成份论的年月，一个资本家的女儿有什么资格先回城？

听到这个消息，蔡文英五雷轰顶，她觉得还不如让天雷轰死自己算了。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她本来意为，到农村只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就可以使她脱胎换骨。可没想到，社会依然把她看成另类……这一夜，她哭了，哭的好伤心。她恨，恨自己的命运，恨上天不公平，更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可这是她的错么？外面下着濛濛地细雨。屋里，她的泪水打湿枕头。她清楚，今后她回城的路很渺茫。可她同样不愿呆在农村，她同样向往美好生活。她实在没有办法和现实抗挣。

转眼到了七零年，蔡文英又一次被贫下中农推荐回城。陈年说：“英子是个好姑娘，大家喜欢她，我也喜欢她，劳动积极，任劳任怨。可现在就这么个形势，年轻人找个回城机会不容易，别再和上一次那样瞎了名额，换个人吧。”大家无可奈何地推荐了别人。

一九七七年的新年伊始，蔡文英不知不觉在八队待了十年。在这十年里，集体户里的知青，换了一茬又一茬。每换一茬，就要和蔡文英年龄距里拉大一截。蔡文英依旧在集体户为知青做饭。但已是她们的长辈。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扎两只羊角辫的少女，显出了大龄女子的老相。在集体户里，显然是个“老妈子。”和她一起下乡的姐妹，全都招工回城结婚生孩子。蔡文英却因为出身问题，一直困在八队集体户里。

在这期间，屯里的婶子大娘，见蔡文英一直回不了城，不断地劝她说：“英子，一直回不去下决心在农村找个小伙嫁了算了，人生没有多少好时光……”十几年来，婶子大娘的话，她不是没想过，可她心里清楚：一但接受了婶子大娘的好意，她就永远回不了城了。她虽然出身不好，可她仍然是城市户口。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月，“红、蓝”两种户口本，就是城市和乡村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但逾越，就等于从天堂永远掉进地狱。

一九七九年正月十二，支书陈年突然召开社员大会，让大家讨论推荐一个招工回城名额。李少林抢先说：“我提议让小蔡走，这孩子来到咱们队真没说的。劳动积极，把集体户打理地井井有条，你看一队那个集体户，乌烟瘴气的。再看咱们这个集体户小蔡打理的……”刘少林还没说完，大家一致同意。就连新来的知青也同情这个大龄青长。蔡文英很感动，她很感激这些善良的农民。可自己命运不济，怨不得谁。她说：“让别人走吧，别再因为我，把别人耽误了。”“不行，”蔡文英的话刚说完，宋朝金就接着说：“这一次怎么也想办法让你走，再不走就耽误在农村了。”

陈年接过话来说：“不是咱不让小蔡走，咱决定不了上边的事。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咱们要想个办法，让小蔡不能像上次那样。”大家开始乱呛堂，你一句我一句想办法。商量来商量去，大家商量出一个农民自己认为最好办法：给蔡文英披红挂彩，敲锣打鼓送回城里。这在八道沟知青回城来说，是最高规格。

送蔡文英走那天，八队社员专门为蔡文英召开一个欢送会。蔡文英像刚来时那样，由贫协主席给戴上一朵大红花，敲锣打鼓地一路送到沈阳知青按置办，工作人员被锣鼓喧闹声惊动出来。见蔡文英戴着大红花被一群“农村老干”敲锣打鼓送进城，皱了皱眉头，前脚，欢送的人回到村里，后脚，蔡文英就“滚”回八队。

第三天上午八点多钟。蔡文英背着行李卷，满脸沮丧地回到队里。据说，这一夜，安置办让她交代“是怎样拉拢腐蚀贫下中农，搞出地这场‘丑剧’。并强令她“滚”回去。

在村口，蔡文英碰上会计海生的老婆陈家英，陈家英问她：“小蔡，你咋回来了？”蔡文英的泪水流了出来。她没有回答，默默地走回集体户，继续当她的“老妈子”。

一九七九年春天。这一年是蔡文英到八道沟下乡的第十三个年头。那年夏天，队里拉来一马车化肥，大家七手八脚地往仓库里卸，天阴着。那时化肥的包装是牛皮纸，在卸车时，摔碎一袋子，海生把碎袋子抱到屋里，地下还有很大一堆。天下起雨来，大家干紧找地方躲雨，那些化肥被雨淋着。蔡文英看到这个情况后，跑回集体户，拿一个土蓝子和一把铁锹，一点一点往里撮，为了不让化肥受淋，菜文英把伞放在土蓝子上，大家喊蔡文英不要撮了，她像没听见一样，继续一点一点地往土蓝子撮，直到撮干净，才提着跑回屋里。人已经浇成落汤鸡。保管员老孙头感动地说：“这姑娘，比咱农村人还过日子。”

一九八零年冬天，国家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回城政策改变，知青们可以随便自由回城。集体户里的知青，在一阵：“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阶级友爱深……”歌声中，呼啦一阵风，全都巻起行李卷蹽了。屯子里已经没有阶级划分。蔡文英也不再是“资本家的女儿”。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的屈辱啊，她与工人阶级的女儿有什么两样吗？为什么这种屈辱非要她来承担呢？有人走时，要烧掉“集体户”这栋房子，蔡文英制止了。这是她们岁月的见证，怎么说烧就烧呢？她说要自己住在里面。毛头小子们很不解：“这个阿姨在这里没住够吗？”她在这里住了整整十四年。

她要在走前挨家挨户进行告别。夜里一点钟，她回到冷冷清清的集体户，月光透过窗子照得屋里亮亮地，她打好行李卷往里推了推。没资格走时，盼着想离开这个地方。现在可以走了，反倒留恋起来。她坐在炕沿边，想了很多恨多……她听说，回到城里的人，照样没工作，只不过是由“回城知青”，变成“待业青年”。她要好好盘算盘算，回城后的路该怎么走。她知道，回到城里后，在安排工作上，同样会看冷脸。

屯子里静悄悄地。她沿着这条走了十几年的村街走出八道沟。从这一年起，八道沟的人，再也没见到蔡文英。蔡文英再也没回八道沟。二零一二年冬天，我因事去重庆岳父家，在“长虹”号客轮上，我看到一位老大姐站在人群里，被一位女孩搀扶着面朝宽阔的大海沉思，觉得老大姐有些面熟，这世界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大时似乎无边无沿。小时，似乎小到世界拥挤在一间屋子里。老大姐见我在观察她，她也注意起我，我说：“大姐，您是不是当年在二道沟八队下过乡？”老大姐的眼神一亮，脸色立即像节日礼花一样多姿多彩：“你是小山东，小崔？……”我说：“是……”岁月的雕刻刀，可以把人雕刻成另一幅容颜，但总是要留下昔日的影子，让不期而遇的人去追忆昔日的时光。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蔡姐。蔡姐约我到她乘坐的仓里聊一会，这时，我才知道蔡姐回城后一直没有合理安排工作，和她预料的一样，出身的痕迹依旧影响着她的命运。好在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城乡允许私营经济存在，蔡家重操旧业，从餐饮业干起，最后蔡家发展成一家颇有名气的“金福源大酒店”。这是蔡家祖传招牌，号称“百年老店”。从此，蔡家结束了多舛的命运，在新的经济大潮中，蔡家又一次成了新时代资本家。渐渐地蔡姐感到自己老了，把酒店交由儿子经营，这次到上海，是去约她当年一起下过乡的同学到天津会齐，重回二道沟八队，温忆当年知青岁月，看望一下那里的老人，只是不知道谁还活着。蔡姐感慨地说：“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四年，有时想想像梦一样。”近些年，随着年事越来越高，从内心底怀念那个山村，怀念那里善良的大叔大婶……这是当年在那里消耗青春的一代人，都有一个共同地愿望。我告诉她，陈年不在了，李少林一零年也去世了，当年老人活着的没几个，那个杜大娘还活着，九十多岁了。蔡文英此时追思的泪水不住地往下流……我想，这是当年所有知青，在晚年之后，都有的一个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