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鸣九皋10

66，大顺，本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然而，1966，也并非吉祥！

农历3月21日，我在九皋山里的老家龙潭村出生，这一年属相马，也就注定了我是个劳碌奔波之命、受苦受难之命，一生马不停蹄，为生活奔波拼命！

距老家2里地的柏树圪垯村，有一个盲人算命先生，多次为我算过卦，说我的禄粮3两3，外边禄粮1两2钱。还说，家里禄粮多，是个当农民的命；外边禄粮多将来会当官。

我出生一个月后，《5·16通知》发出，文化大革命爆发。

由于这里环境封闭，又很贫穷，没有地主，也没有富农，都是清一色的贫农身份，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这里依然风平浪静，没有停工罢课闹革命，也没有串联的红卫兵。

小时候，对“文革”没认识。第一次知道文革是张贴在教室外土墙上的一张老师用毛笔在白纸上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很长，那时的小学生不关心政治，尤其是在这与世隔绝的山里，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挖出了四棵毒草”这么一句话。第二次是住外婆家，听一位邻居家漂亮的姑娘读一本小册子，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缩小城乡差别”等内容，声音很甜美、清新，那时想还有这么优美的文字，现在想想那用的是普通话。第三次是父亲到山外放羊几个月，回来时带回来一本很厚的“红皮书”——《毛主席语录》，第二页是林彪的大幅彩照，下面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我把它带到学校炫耀，老师说林彪是反革命，坐飞机叛逃摔死了，所以书里面的内容我也就没看过。

我降生在一个只有一间的草房厦子屋（西厢房）内，柭板墙上没有窗户，只开了一个比碗口大的一个洞，用几根树枝斜插着，大白天屋内也是一片漆黑。门口有一颗碗口粗的梨树，是祖上栽下的，不属于我家，梨子也就成了“镜中的烧饼”，只能看，不能吃。仅有一次，母亲摘下一个梨子来，让我藏在黑屋子里吃，生怕爷爷看见，至今还记得那个梨子是那么香甜可口的好吃!

我家的那间破草房据说是祖上留下来的，修了补，补了修，父母结婚后才分给我家的。

600多年前，先祖逃难到这里，选中这块宅地。虽然盖的是柭板墙草房，但也是农村像模像样的四合图院，有上屋、下屋，两边两对厦（厦子屋）。

上屋是出前沿草房，住着近门（没出五服）大伯李疙瘩一家，因其辈辈老大，世袭下来。大伯读过几年书，心地善良，积德行善。大儿子李长路，在伊川县教育局上班，也把弟弟李长军安排在伊川县教师进修学校上班，并在那安家落户。

中间的两边两对厦分给了我的爷爷，东边的三间，还有后来续盖的三间小草房，由我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居住；西边的上头一间分给了我的父亲，下边两间分给远门（已出五服）的“里头院”福山爷家，做过铁匠铺。下屋（也叫前头屋），由我二爷一家居住。

四合图院东边住着近门李疙瘩大伯的另外四个兄弟，他们兄弟五人与我父亲是堂叔伯兄弟，是一门人。西边住着远门李福山爷（四儿两女）和李明春爷（三儿两女）是另一门人。

我老爷（曾祖父）李文灿，俩儿子。爷爷李天柱，二爷李斗金，两个都没上过学不识字。

爷爷（祖父）李天柱，四个儿子：父亲李升（儿子孟会看到田湖古城赵家、孟超迁居田湖村，女儿会芳嫁九皋村梁庄、孟勤嫁田湖古城），二叔李毛娃（儿子全会看到闫庄镇竹园沟王家、会利现住大坪乡扶贫小区，女儿利霞嫁九皋村天园），三叔李三毛看到田湖古城张家（改名换姓叫张峰，儿子玉刚、玉晓，女儿玉娜嫁嵩县城），四叔李四毛看到田湖樊店王家（改名换姓叫王松站，儿子灿伟，利娜嫁田湖古城）。爷爷三个女儿：我的大姑李蝴蝶，嫁到九皋村黄凹组，姑父田升，儿子田新芳；二姑李茹娃，嫁到饭坡乡张园村姜子嘴，儿子高栓旦、高珂娃；三姑李黑女，嫁到九皋镇王沟村，姑父李黑娃，儿子李占芳、李圪垯。

爷爷是村里送儿子当兵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把儿子看给别人的人，先后送我父亲和二叔去当兵，又把三叔四叔看到山外给别人当儿子。在那个把香火看的极重又凭工分吃饭的年代，爷爷把四个儿子一个不留全部送到山外，在当时看来，不管是对家庭还是对儿子是多么的不负责任。但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明智之举，爷爷是村里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是为了让后世子孙逃离这“穷山恶水”之地。

二爷李斗金，闺女多，大集体时，挣的工分多，分的粮食也多，是个疙瘩户（美日子），“小米汤，煮大豆，看看谁谁的活套（富裕）户”，指的就是二爷家。

可二爷家也有烦心事，6个闺女没儿子。说是“仰天池”的坟地对他不利，起疑心，给阴阳先生上货（贿赂），在村西择得一块对他有利的坟地，提前几年不惜以2倍和别人兑换地，另拔坟，等我曾祖父过世时，安葬在这块莹地中。

不出2年，果然，添了一个儿子江水，和我父亲是亲叔伯兄弟，比我还小一岁，我还得管他叫叔。他可是“骄旦旦”，吃奶吃到十一二岁，每次放学回家，我的二奶奶在大门外的石头上坐着，专门等他回来再吃口奶。在我上初中时，二爷家的闺女我的小姑李小景找了个婆家是伊川县酒后镇梁圪垯村的，便把二爷家全家户口也迁到那里，自立门户，还姓李。二爷嫌我家穷，瞧不起我们家，在没问我父亲要不要的情况下，房子连同果树卖给了远门一家。

江水叔从小6个姐姐罩着，父母宠着，在蜜糖罐里长大。而我与他相比却差距大着呢！

父亲李升，生于1936年12月29日。1956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当兵，在向军事科学技术进军中，勤学苦练，荣获优等射手标兵，两年后转业到洛阳轴承厂当工人。

洛阳轴承厂是1953年国家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确定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4年2月20日，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建设，当年夏天动工兴建，设计产品为标准级滚珠轴承，年产1000万套。1957年7月24日，洛轴第一批产品共2191套汽车变速箱轴承诞生。

当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困难，工人工资低，吃饭没保证。恰巧那时实行“三大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刮起一股开荒种地风，转业洛轴100人只留下1个，99个都回家开荒种地了，父亲也是“开荒种地”大军中的一员。之后，父亲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过土地。

人生路上最关紧的只有那一两步，尤其是年轻的时候，选择不同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抬脚下去，可能是阳光大道，也会是万丈深渊。如果当时父亲不辞职，日子不会过得那么苦，也可能全家会变成洛阳市民。即使不是，孩子们也会有个接班可能。我舅家表哥的孩子比我小很多，还跟上接班了。

父亲虽然没上过学，但记性很好，在部队上过学习班，以至于后来就是有两页纸的文字，我只要给他读一遍，他就能记得差不多，还能随时念下来。

时隔22年后，也就是1980年，在洛阳轴承厂当工人的我大舅家的儿子表哥路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政策好了，在厂里受过伤的，可能有照顾。

由于父亲当时在工厂里受过伤，符合照顾条件。于是父亲和母亲往洛阳跑了好多回，在车间里找到了原始档案，查到父亲的名字，办理了手续。之后，厂里通过当地民政部门每月为父亲发18.5元的补贴。

母亲路爱英，1941年12月14日生，娘家住伊川县酒后镇路庙村。母亲上过几年学，当过几年老师，1959年修陆浑水库时，当过机械操作工。

陆浑水库是河南省大型二级水库，位于嵩县境内、黄河二级支流伊河上。1959年12月开始兴建，投入豫西民工8万余人，1965年8月底建成，坝高55米，总库容13.2亿立方米。具有防洪、灌溉、发电和供水功能，直接关系到伊河下游277个村庄、100余万人、170多万亩耕地和京广、陇海、焦枝3条铁路的安全；还可灌溉洛阳、郑州、平顶山3市7县的180万亩旱地，使旱地变成水浇地。如今还是洛阳市民的水源地和休闲旅游好去处。

酒后镇位于九皋山西山脚下，紧邻伊河，地处陆浑水库东灌区，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灌溉方便，人口稠密。路庙村是酒后镇的一个3000多口人的大村，虽与老家龙潭村仅一山之隔，但山里山外“两重天”，用“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村前有宽敞的公路，村后有陆浑水库东灌渠，村里医疗室、小学、中学一应俱全。

外公过世的早，记忆很少。外公就母亲这一个女儿，不同意母亲的婚事，也不待见我们。母女连心，外婆也没办法，很爱我们。小时候到外婆家住过几次，外婆一个人做饭吃，见她用苇子烧火做饭，我要拿些做毛笔帽，她知道后嘱托我多拿些。看到外婆家的院墙都是用伊河里捞的没有棱角的圆石头垒的，就很好奇。外婆一个人过生活很不易，有一次还为我和姐姐、妹妹每人买了一个小圆镜，我们很喜欢。外婆裹了脚，走路很累，一次她怕我回家找不着路，把我送到梁圪垯村她才放心，来回往返七八里。当她得知我的父亲会拉弦子，她背着弦子踮着小脚跑20多里送到我家里。外婆过世，我正在上小学，为不耽搁我功课，父母没告诉我。现在想起我的外婆，还十分怀念！

大舅在我表哥路森一岁时外出当兵杳无音信，大妗子守寡活到80多岁。表哥路森在洛阳轴承厂干到退休，大儿子路延宾，武汉大学毕业，在洛阳玻璃厂上班，小儿子路延会，接我表哥的班至今还在洛阳轴承厂上班。三舅路江，一生务农，两个儿子路次伟、路次平。

我弟兄姊妹四个，姐姐李会芳（1961年生，没上过学），嫁到九皋村梁庄组，姐夫魏文松，儿子魏亚光，女儿魏凤娟、魏亚娟。我1984年高中辍学看到田湖古城村赵家，儿子，闻达，女儿诗意。妹妹李孟勤（小学两年辍学），嫁到田湖古城村，妹夫张庆来，儿子张志高，女儿张航航。弟弟李孟超（初中毕业），现住田湖镇田湖村，儿子李艺博、李䶮玉。

母亲毕竟在山外长大，见多识广，外公又始终不同意母亲的婚事，就是因为地区瞎，再加上艰难困苦的生活。1968年，父母带着姐姐和我看到九皋山西山脚下、伊河东岸的田湖高屯村，同年妹妹孟勤出生。那时我小，记忆很少，只记得父母去地里上工干活，把我和姐姐锁在家里，怕人欺负我们，姐姐敲铁瓷洗脸盆逗我玩。还记得有一次，天要下大雨，晚上母亲抱着我，全家到山上收红薯片，还是一个修东干渠的民工把我抱下山。

高屯村位于九皋山西山脚下，伊河东岸陆浑罐区，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与田湖镇政府驻地田湖村近一河之隔，是个近千口人的大村。

迁到高屯村，外婆家村里人见了都很高兴。可寄人篱下，串别人家房檐不好受。尽管你携家带口住到人家的房子里，把旁不相干的陌生人当做自己的亲生父母养，可人家不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总有各种看不惯，认为是你占了便宜，找各种理由，无事生非，矛盾不断，仅过了两年，就非要撵我们一家走。

人在命运面前，有时真的是任意摆布的玩偶，回天无力，两手无策！人不是小鸟，今天在这搭个窝，明天在那安个家，人最经不起折腾，两年半了两次家，锅碗瓢盆得重新置办，使这个贫穷家庭“大伤元气”。

无奈父母只好带着我们全家回老家，还住在原来住的那间草房内。实在住不下，就申请在村西的耕地里新方了一所宅基地，就地取材打桲板墙，盖草房。

桲板墙看似就地取材，但也费时费工，用两块长木板两边夹住，往里填土，再用木夯一下一下把土夯实，一座房子桲板墙没有十天半月打不下来。何况，这也不是一两个人干的活。那时又是大集体，靠工分吃饭的年代，集体上工时间控制得很严，人们也怕耽误一天工夫，就少分二两粮食，连打个短工的功夫都没有。况且缮房子的草也不好找，白草、竹叶草不耐用，黄稗（bài）草、狼尾巴草虽是缮房子用的上等草，可九皋山上本来就寸草不长，缮三间房子的用草没有三五年年积攒也不行。还有勒草的勒杆、葛条也得上山找。再加上椽子、檩条都得到山外的县城买，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就现在看，桲板墙草房根本就不值钱。但在那时，对于我家来说，倾尽全部家当也盖不起三间草房。祖祖辈辈、亲戚六故都是山里的农民，日子都过得不宽裕，想借一分钱都难！

不知父亲跑了多少腿，磨了多少嘴，求爷爷，告奶奶，政府帮了点，还贷了一些款。

家在山里住，椽子、檩条弄不来，也买不来。父亲拉着架子车，翻山越岭到县城买，往返得百十里，一天去，一天回。连着跑了几天，才把椽子、檩条买回来。

桲板墙打成又过了一年，才凑合着把房子盖了起来。第二年（1972年）弟弟孟超出生。

塌下的饥荒很难还。每逢年关，银行工作人员天天到家里要账不走，一待就是一整天。

大集体年代靠工分吃饭。我在上学，弟弟妹妹小，家里缺劳力，全村就属我家分粮最少。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没有摆脱缺吃的困难。别人家就算吃不上白膜，也有花卷（卷一层白面）馍不断，而我家经常是能看见人影的清汤煮红薯，红薯汤、红薯馍、红薯面条，不见其他粮食，也不是红薯大丰收，可能是就属红薯最耐旱，种的红薯多。一年四季不见一滴油，巴望一年到头过年下，也是不见一点肉，扁食（饺子）里包的纯是萝卜馅，又苦又涩，致使过年我宁愿吃红薯，也不愿吃扁食。

唯一能让我记起的美好回忆是，每年立春这天，母亲炒点熟面，熬点熟面面糊，喝着喷香，至今还记忆犹新。打罢春，日头长，青黄不接，春荒来临，春饥难忍，毛茵荨、猪毛毛、花花菜、荠荠菜等野菜，凡是能吃的都挖回家，尽管那时没有调料，不怎么好吃，可在那时有野菜充饥就已经不错了。

尽管母亲有一手好针线，但也没有走出“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怪圈。无冬立夏，身上只有一身衣裳，春天把棉的改成单的，秋天又把单的改成棉的，从来就不知道衬衣衬裤为何物，也不知道人冬天还得穿袜子，现在见到有人一年四季都不脱袜子，还觉得真是很浪费。

为节省布料，母亲总嫌我脚大，恨不能“削足适履”，大拇脚指老是偷偷钻出来看天。

我已经上高中了，冬天到汤池沟洗澡，见到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脱了一层又一层，又穿了一层又一层，足足有半个时辰，既眼馋，又羡慕，还不解，他咋穿的那么多呢！

为能给家里节省点粮食，每年夏天雨水季节，母亲和姐姐都要到山外的三叔、四叔家拆洗衣裳、被褥，干上一个月。回来时，三婶、四婶会让母亲带一些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旧衣裳，也算是一点补偿。

母亲从拿回来的旧衣裳里拿出一件月白色的确良衬衫让父亲穿，洗的还挺干净。但袄领上还有大片的血迹，父亲爱干净，都囊着说，这是从死人身上脱下来的衣裳，但还是不情愿的穿在身上。我也穿了一件到学校，都嘲笑我穿的是女人衣裳，真叫我无地自容，但还是一直穿在身上。

这种缺衣少食的日子一直困扰着我们，直到改革开放年代也没有改变。父母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的，一生没有穿过衬衣衬裤，床上即使是寒冬腊月也没有铺过褥子，更没有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