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岁月

作者：刘来军

美丽的嵩县之中，有一块富饶之地，两山夹一川原（也可说两山一盆地），古老的伊河居中流过，将其分为河南、桥北两部分。川长约四十多里，宽处十几里，窄处二、三里。川上尽肥沃黑土，人们傍山而居，世代耕种着万顷良田，与土地情意深深。我家就居住在这个地方。

上世纪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国家在此修建陆浑水库。有谁想到，一座水库，成就了下游的千村万家，也悄悄地改变着川之两岸、及两岸人们的未来。

水库建设后，原来的万顷良田被划为了淹没区——田地说淹就淹，收成没保证。那时，国家穷，人们觉悟也高，淹没区就淹没区吧，淹没就淹没吧，国家没补助，人们也没向国家索要、闹腾，公粮还照交。由于那时化肥还没普及，地的收成都少的可怜；再加上解放后社会安定，人口爆增，一家兄弟姐妹少则三四个，多则七八个，都很平常。这个往日的鱼米之乡，家家日子过得急急的。每天早上、上午、下午，人们听铃声，听队长吆喝，随生产队集体劳动：劳力(指成年男子)一天12分工，妇女一天8分工，12岁，刚会劳动，一天2分工，稍大一点的一天4分或5分工。有劳力的家一年到头会多出几元的工分，叫常工；没劳力的家，是欠工，欠工你就要补出来。除此之外，每家每年还能用“恶水”(泔水)养头猪，卖几十元钱。一年总收入就这几十元，但人们总是乐呵呵的。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我家进入了颗粒不入的几年，我的人生也从此进入了饥不果腹的时期。国家划个线，叫水库淹没线，然后，县开个会，公社开个会，大队开个会，生产队开个会，公布：淹没线内住户迁移，淹没线外住户留下。父亲是生产队长，我家又在淹没线内，没办法，只能自己将自己迁移。朦胧中听说，我家是军属，父亲又是几十年的老队长，若是以这事找找大队干部，我家还是能留下来的，但是，父亲做不出来。记得当时的铅笔是二分钱一支，我想买支铅笔，父亲说没钱。我知道里屋抽屉锁着的有生产队的钱，为此我缠着母亲，哭了一中午，闹腾得母亲也不得不替我说话，最终也没买成。父亲说：队里的钱不能私用。这就是老父亲。

迁移开始了，由大队组织，各迁移户户主，自备干粮，到落户地察看一番，返回，即开始迁移。至今，一想起往事，能引起我心房颤动的，仍然是那个时刻，刚从落户地回来的时刻，我眼中一向高大、坚强的父亲，双眼满噙着泪花。那是怎样的泪花啊，沉沉地滴在我幼小的心扉。

当时，人们住的都是土墙灰瓦房，若有不同的话，也就是有的家山墙外面砌了一层青砖，能工巧匠者往往会在这里用白灰勾以若干图案以显风致。再好一点的，就是在前墙与山墙的交界处垒两个青砖柱子，这种情况下，人家的两个窗户一般也会用砖再包一下，看着美观，当时也是好房子了，美其名日：砖瓦柱子房。所谓迁移，也就是这头拆房子，那头再用拆下的东西盖房子，很简单。有时想想，这盖起的房子究竟算新房子呢？还是老房子？

迁移在我们村大概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全村四十多户迁走了一多半。当四方安静下来时，再看村庄，残椽断壁，冷院空墙，偶尔还可看见几只因主人迁走而依然空着腹、无助地守候在旧门的家狗。母亲有时会吩咐我：去，端点饭，喂喂那可怜的狗。

我的村庄，你往日的整齐威严呢，去了哪里？我的小伙伴们，如今空洞洞的门口，到哪里去寻找你们的身影？

循着历史的痕迹，回头再看这次迁移，至少有两个层面值得反思。

一是政府层面：谋划简单，动员乏力，缺少远虑。象这次迁移，感觉整个过程就是，这厢拆走，那厢接收，事情就了了。迁徒涉及民生，民生自古是国家大事，追溯往史，它小可惊邦，大可动国。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人文情怀，错综复杂且富有序理。同时，七五年恰值文化大革命末期，经过前期、中期的阶级斗争洗礼，社会上的各种思想、潮流基本都统一在了贫下中农的认知上：务实、忠诚、肯干。那时的中国社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有伟人坐阵，一片太平盛世景象。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改造是成功的，但压的成份也存在，在压的力量之下，好多思想都被本体深深地埋藏在心的最底处，就是一棵种子。文革到了末期，软着陆，这种子已在村庄蠢蠢欲动了。新思潮的建立，必然要当先去打破旧的束缚。这种子要发芽，要争取权力，首先就要冲破社会最基层的把守者---生产队长。而生产队长，是全村老百姓投票产生的，有公心，正直，能将一碗水端平的领头羊。为全村老百姓操心，设计，保证社员人人公平地享受社会主义权力，践行贫下中农当家做主的国家思想。生产队长不可避免地要经常挡住一些其他的思想，芥蒂由此产生。一旦条件具备，这种思想会抬头，会起来，复仇式的将公私矛盾，转化为私私矛盾，而暗中使绊排挤。此起彼伏，文革后期的生产队中，这种思想已形成了一种力，这力可追着生产队长不放。

这些政府本应注意的问题，迁移时，却被忽略了。政府仪器一测，淹没线出来了，然后说，线内搬迁，线外留守。迁到哪里呢？像现在先建好一个村，再迎候你去住，听都没听说过。若是这样，根本不会存在至今仍难解决的遗留问题了。当时就是填充式，政府在其他县市预先找好了一些地方，这村来几户，那村接几户，造个表，而后，将表再带到我们村，让迁移户自主结合报名，问题就出在这个阶段。在村里一抬头，追着队长不放的那股力量，他们明里暗里的挤兑，到我家和邻居家报名时，就只剩下了一个看着就寒颤的去处。人啊，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你的头上便是一座山。最终，父母亲决定先不搬迁。

二是个人层面。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净化了心灵，实现了改造，将人们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了贫下中农主体中。但自我感觉，改造的某些过程还是残酷的，比如，批斗时的捆人，生生将一个大人捆成“肉团”。我想，对于被批斗者，这绝对是人生中的一个很难过的恐惧且痛苦的阴影，其间常能听到小孩被吓哭的声音。贫农，分子，地主共同完成了这一时期的交响曲。从而，初闻迁移时，一些人的眼中曾透出一层亮光，当发现自己不在淹没线内时，亮光就暗淡下去。树挪死，人挪活，到一个新的地方，重启新篇章，从来就是一种选择。这种现象是一种代表，表示着一种客观存在：一些人因为一些不同的原因还是想换换地方的。最终，这种想法有几个实现了，又有几个败给了一条线---淹没线。迁移之初就产生了矛盾：想走的走不成，想留的留不到。因而说，这次迁移，将重大问题简单化，是不能算成功的。

再说说，已迁走的人家。无论你迁到哪个村，融入是一个问题。恰如一个人，在成年之前，只有在父母的照看下，才能健康成长。由一地迁到另一地，旧的习俗需改变，新的习俗要养成，最低也得十几年、二十几年，完全融入当地，至少要经过一代人的努力适应。而在融入过程的这关键十几、二十几年，国家政策却没有预制，空白了。自古强龙难压地头蛇，何况一般百姓。生活中，矛盾是自然的，但在弱者一方很容易理解为受了欺负，压抑感顿生，思乡情弥切。挨过几年，矛盾最终发酵，返迁---一个后来长期令政府头痛的问题发生了。

不知从哪一天起，在这片祖祖辈辈世代耕种的热土上，一类新型的农民产生了---滴溜户。滴溜？谁见过，一根绳子，扯在树枝上，下端挂一个东西，不上不下，树上探不到，地面够不着，同时，又可四面乱晃，颇有危险和安全二重感吗？这就是“滴溜”。“滴溜户”就是：人没走，不算迁移目的地人；人还在本地住，但也不算本地人。生产队的一切与你无关，停你工分，断绝你分粮。天天只有危急感，没有安全感。起初，当村东头高地上的出工铃按时响起的时候，父亲总是习惯性地肩扛撅头，手掂铁锹，然后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无奈的放下东西，“唉”地一声发出轻轻叹息。

失去了工分，失去了生产队。就象茫茫的大海上，失去了动力和方向的一叶扁舟，四周汹涌迷濛，该向何方？

开垦荒地？在那斗私批修的年代里，你认为一个老生产队长会这样做吗？从旧的社会里走出，成长在新中国的初期，骨子里已经养成了对党、对主席的绝对忠诚，尽管父亲一辈子不是党员，但在父亲的人生字典里，违背政策的事，是坚决不会干的；政策内，各项农活却都是一把好手。

必须承认，滴溜那几年的唯一例外是，我家的居住环境变好了。想一想，偌大一个村庄，被淹没线分为两部分，线外为驻留户不动，线内为外迁户，除了我们几家有原因的滴溜户，其他人家都迁走了。空荡荡的半个村庄，就留着我们这几家。驻留户组成新的生产队，推墙成地。我家，除了门口一条可走的小路，也就一米多宽点，四周全变为农田。一年四季，碧绿荟萃，金黄若染。静可听禾苗拔节叫，动能观谷穗弯头。饥肠辘辘的我常自觉不自觉地独自观察着这周围的世界。

由于生产队人口减半，农田暴增，雨量丰沛，这一年驻留户收获了大丰收。当各个驻留户忙着添置粮缸的时候，我家的旧粮缸正逐日见底；当驻留户们因晒粮而汗水渍渍时，无耐的父母领着我们全家到麦茬地里、玉米茬地里，以拾粮食糊口。半天一人能拾一碗或半碗，一季下来，能拾两三篮——一百二十斤左右小麦或玉米，这就成了我们一家六口(当时哥哥还在部队上)一年的口粮。

夏天过后，太阳更毒了，每当中午放学的时候，忙着向家跑去的我，总会时不时地瞅瞅烈日下的麦茬地，因为在汽浪蒸蒸之中，那里会有一个小小的黑影，那就是母亲。母亲坐在地上，身子蜷成一团，正一粒一粒地拾起或快要发霉或已经霉了的麦子，这已不知是母亲第几遍地在地里转了。“妈，咱回吧？”，母亲抬头看见了儿子，脸上瞬时绽开了笑容，母亲的笑容最温馨。母亲就是这样，饭前饭后，抽空就向地里，而地里哪儿还有些洒落的粮粒，母亲如数家珍，心里不停地念叨着。母亲不怕热，不知饥，母亲最会吃苦。

生产队已不是我们的生产队，从那里，我们得不到一粒粮食，几年了。一日三餐，已到了白水煮红薯，白水煮野菜的境地。等到秋收之后，地里已没庄稼。每天，上午，下午，爸爸总是挑一副担子，手拿锄头，出门遛红薯，就是用锄头在已收过的红薯地里深深盘挖，以找到一些红薯。父亲很神奇，在别人已溜不到红薯的霜天里，父亲总能挑回一担筋筋瓜瓜的红薯。后来才知道，父亲那哪是溜红薯啊，他是在整快整快的翻地，因而，好多人还是非常喜欢父亲到那地里溜红薯的。父亲翻过的地，生产队不用再牛耕了。父亲翻出的碎块红薯，那是我家的主口粮。

农闲季节，就是掐野菜，跟着父母亲，我认识了许多野菜，并都叫得出名。什么荠荠菜、灰灰菜、面条莱、毛女菜、刺角芽、小股秧、云蔷菜等等；吃过的树叶，什么椿树叶、大杨树叶、小杨树叶、槐树叶、柳芽、柳絮、槐花、杨树花、榆钱等等，味道特别美。至今，有时试着做了几次，已做不出当时的味道。日常是吃不到面的，更别提馍了，偶尔会有个窝窝头或红薯渣馍。因而，当时，非常想过年，过年了，我家会蒸几笼馍，黑馍多，白馍少，也就在这几天，我可以大吃一通。想那平时，只有眼馋，看着驻留户家的孩子，可随手竟将半块白馍扔掉，飞去的白馍愣愣地牵着了一颗心……虽然如此，我知道自己绝不会去拾那些馍的。

生活的困苦，并没有阻挡住我成长的脚步，耳濡目染，父母教给了我做人的道理。生产队不属于我，但学校为了我热爱国家，爱护公物，不拿队里一针一线的教育，教会我又红又专、向雷锋叔叔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曾几何时，我家四周都是庄稼地，驻留户中，几位叔叔、阿姨，平时见面都笑意盈盈的，按队长吩咐看庄稼，防我们就象防贼似的，你就不知道，他们的身影，啥时候会在你家周围闪现，在你身边出现，仿佛不曾离开一样。猛回头，身后就会出现一个身影或一双眼睛，顿时浑身鸡皮疙瘩。为了不使人家做难，我父母要求全家没事少出门。想想，他们是一种责任，避免庄稼丢失。而庄稼地就在我家四周，我想拿，你真能看住？这是一个老生产队长的家啊！父母不去，也要求我们子女们不去，即使饿死，也不去做偷摸之事。父母的教育，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祐护着我生命的每一天。之后的生活里，面对这些见面依然笑眯眯的叔叔，阿姨们，我渐渐地敬而远之了。他们没错，我也没错。

野菜和水煮，这是我生命中最苦的几年。我还是小学生，学校常请村里的老奶奶讲忆苦思甜。有时，在家里，端着野菜，我会问：“妈，咱现在的生活比旧社会好吗？”看到我家生活实在艰难，驻留户中有几个大人，会趁着夜黑给我家送袋粮食，接济我们。当时的我，虽小，但记事，直到现在，我见了他们，或他们的后代，仍心存感激。

滴溜那几年，是我生命中最苦的几年。1979年的某天早晨，放学回家的我，突然感到村子里笼罩着一种神秘气氛，听了大人们的议论，才知道，昨天晚上，几年前迁移走了的某某，拉着一架子车的东西又回来了。接下来几天，回来的人越来越多。或临时搭个棚子，或占个坡洞，这就是返迁。

一时间，在库区这片地方，出现了三类农民：返迁户，滴溜户，二者都羡慕驻留户。旧的问题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已来到，多种矛盾不时发生。忽一日，政府下来一道红头文件：滴溜户归队。这真是美好的一天。这一季，我家又分到了久违的粮食，暂时缓解了粮荒问题，母亲的脸上，也少有的露出了笑容。

1980年代，改革的春风轻拂大地。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中国农民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顿顿有馍不再是奢求。让我惊奇的是：一把白面，在母亲手里竟能魔法似的做出多种花样来，父亲也常搭把手。我惊愕的双眼大睁：父母原来这么巧！

至今，陆浑水库移民返迁户的问题，在政府的多措并举下，已得到了妥善解决。国家又通过直接发放生活补贴，出台后期扶持政策帮移民村改善生活条件、发展产业经济等，使移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沧海桑田，面对着家门口熟悉而陌生、浩瀚而美丽的陆浑湖，我常想：每一个压力之下，倔强支撑着的，是前辈们的坚强臂膀。我们的社会，正是在这一个个的坚强臂膀之上，一天天地前进着。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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